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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2月30日 16:3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斗前传
从北京北三环一个普通招待所三楼那个简陋狭小的“游击队”办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计划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理想与挫折，艰辛与荣耀
71岁的卜庆君有一个半旧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拿出夹着的一页报纸，“你看看这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镜，年逾古稀的卜庆君没办法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但是凭借着剪报的形状，他依旧记得上面的内容。
这些剪报都是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从新卫星发射成功到中美谈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来。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后来，这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被命名为“北斗”。这一计划从最初的“最高机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广为民用，已经走过了20多年。曾经的主力科学家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院士，北斗系统的理论创始人也已经故去。
在这20多年中，卜庆君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参谋成长为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再成为现在的退休老人。作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对于20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
一
1985年，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
“那个会议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卜庆君依然清楚记得具体日期。出发之前，学天文大地专业的卜庆君已经了解GPS的功用和发展情况。但是，外国专家在会议上的发言却让卜庆君提高了警惕。
美国的GPS系统诞生于1973年， 由美国国防部组织研发。在那次研讨会上，除了介绍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国军方告诉与会者，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方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美国军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对GPS的使用。
“这些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说的。我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那我们不是要受制于人吗。”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根据掌握的情况，卜庆君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对于GPS的发展和应用要跟踪研究，与此同时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具体怎样开展研究，毫无头绪。
就在同一个月，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另外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家陈芳允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在当时听来十分新颖的演讲——“利用两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地面定位问题”，后来被归纳为“双星定位”。卜庆君在会场里坐着，突然意识到这似乎可以用来开展中国导航系统的研究。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得到鼓励的卜庆君直接去往陈芳允家里。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陈芳允告诉他，“其实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两年。”作为著名的电子学专家，陈芳允和其他同事两年来的研究成为了日后“北斗计划”的奠基理论。
在初次沟通之后，陈芳允开始为卜庆君介绍对此理论有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北京黄寺附近的一家宾馆组织了一次理论说明会。“大家都觉得可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筹备可行性论证。”卜庆君说。
第二年3月，卜庆君起草报告请求国家启动双星定位系统的研究。一个月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召开了可行性论证会。“参加会议的人还真不少。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都去了。”卜庆君语气一转，“但是，支持的很少，还是泼冷水的多。”
人们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既然有GPS，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个双星定位？第二，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第三，我们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大家说的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从这开始到后来的很多次讨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这些意见，让我们必须很谨慎。”卜庆君说。
与会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美国GPS系统自1973年开始研发，已经耗费上百亿美金，并且承诺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此时的中国，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国民经济仍在困顿之中，人力物力奇缺。
会议进行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争辩，最终，众人从国家战略和特殊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卫星测量手段对国防建设、科研建设的重要意义。很快，参与研发的团队列出了17项重大原始试验专项。
在这之后，从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一直埋头于理论的推演和专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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