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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5日 09:5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文汇报
黄华从事外事工作近半个世纪，从燕京大学投笔从戎、奔向延安，他曾陪伴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苏区采访，协助他完成了影响世界的《西行漫记》。
新中国诞生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了朝鲜和平的谈判，陪同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和万隆国际会议，先后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担任外交部长。他在年逾九旬的耄耋之年写就的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经历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一九四四年十月，黄华同妻子何理良合影
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
1944年4月，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颓势，企图进一步逼蒋投降和彻底解决中国战局，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战役”，即豫湘桂战役，两个月之内攻陷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占领了自河南至广西的大片土地。美国的援华飞虎队在长沙、桂林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被日军占领，撤至昆明，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队向重庆运输少量物资。国民党军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外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和抨击。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他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国空袭日本的B—29重型轰炸机以及在华北地区进行空战的飞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中共控制区的军民营救飞行员。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军观察组迅速组成。人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同志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其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我，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我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观察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在观察组到达后设宴欢迎。
到达延安几天后，美军观察组的十八位成员，搬进了延安北门外延河西岸的窑洞和平房内。他们架起了天线，开动发电机，在院子里升起星条旗，迅速投入通信联络和气象探测工作。延安外事组的成员柯柏年、陈家康、马海德、凌青和我作为中方联络员也搬入院内的宿舍。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和张云逸，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第一组由高林上尉率领，于9月初出发，过黄河后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日军爆破器材摧毁了一个日军碉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目睹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日寇抢光、烧光、杀光后的无人区。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四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与第三批观察员同行的还有三个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我们在延安观察组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去重庆。根据统计，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一百二十多名，均把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还接待过一位美国军官威廉·泰勒。他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1941年12月日本进攻太平洋岛屿时被俘，在集中营做了三年多苦役。1945年6月，日本人决定把他和其他一些美军俘虏转移到中国东北构筑工事。在徐州附近，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时，悄悄地从行驶中的火车跳下逃跑，被新四军发现并护送至鲁南转交给八路军。毛主席即指示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护送泰勒至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转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因华盛顿美军总部召他回国，以了解关于美国战俘的情况。泰勒返美前夕，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热情款待了他，到机场欢送并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国访问，高兴地同我见了面，临别时他送给我两张发黄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机场上分别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包含着许多温暖友好的回忆。
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史迪威要蒋介石将其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嫡系部队开到西南前线去打日本，而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人来华进行协调。罗斯福派来原陆军部长赫尔利，但赫尔利是看蒋介石脸色办事的人，处处站在蒋介石一边，还言听计从地把蒋介石撤销史迪威的要求转告罗斯福。
由于罗斯福此时已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海上和空中的打击来战胜日本，中国战场不再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并拖到胜利即可，因此同意调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马歇尔召回他的电报。史迪威的被召回，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改变到完全依靠蒋介石集团，对一些有头脑的、主张执行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军政官员开始压制和迫害。
在中国的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为争取抗战的反攻阶段早日到来，中共希望罗斯福直接过问中国问题，促使中国问题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中央曾以朱德名义给美国海军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写了一封信，1945年2月5日交给希契上尉带到华盛顿。毛主席也曾致函罗斯福，托当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克罗姆莱上校发出，但都没有回音。原因何在？我在三十多年后曾同当年观察组成员、后担任美国外交官的约翰·谢伟思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当时美国已经可以从太平洋海上基地对日本实行空中打击，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而且在1945年2月上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已达成秘密协定，以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为条件，斯大林保证在战胜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只要支持蒋介石，使他不投降日本，即可望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不再需要同中共合作。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他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要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
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和民主，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又被称为“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尽快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
事实上，国民党根本没有停战诚意。蒋介石抢在1946年1月10日发布停战令的前三天，即已密令所属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并频繁调动部队为扩大内战做准备，企图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美国杜鲁门政府战后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给蒋介石大量援助，并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帮助国民党从西南运了十个军的兵力到东北和华北。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代表到中国来，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来到中国。马歇尔到重庆后即去拜会蒋介石，不论他主观上是否力图保持中立，实际行动上是来劝偏架的。在关键时刻，他替国民党说话。1946年3月4日，在三人小组视察七城市之行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主持会谈。那次我担任翻译。在谈判桌上，马歇尔遵照蒋介石关于切断中共与东北联系重要通道的要求，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赤峰，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执行部三委员发布的和字第六号命令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为：为彻底停止冲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为调处各地军事冲突，军调部向冲突地区先后派出了二十九个执行小组。
第一执行小组被派往绥远（现为内蒙古）的集宁市。该市在停战令规定的时间之前，即1月13日晚12时前就已经在解放区军队手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生效后强占了该城，后又被中共部队夺回。当3月2日马歇尔、周恩来和张治中三人小组乘坐的飞机降落集宁时，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向马歇尔告状，提出集宁调处的是非问题。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据理反驳。马歇尔见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只好无奈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在执行部成立后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引起执行小组介入的事例不胜枚举。安平事件值得一叙。
1946年7月29日，北平某报称，美军三十一人乘十一辆卡车自天津出发沿平津公路至北平途中，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突遭中共军队袭击，美军有若干人伤亡。美方代表即给执行部叶剑英代表发出备忘录。与此同时，叶剑英分别收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他们都报告说，7月29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向我香河地区大举进犯，占领我安平镇，违犯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昌黎会议关于美军不得自驻守防地外出的决定，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叶剑英当即致函执行部美方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就安平事件提出抗议。叶剑英看到，虽然美军和国民党早已勾结一气，但现在是美方进一步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美方已失去调停人身份，变成当事人，谈判因此也由三方变为两方之间的事。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对此事件感到十分尴尬，不断求见蒋介石，商量对策。
叶剑英向罗伯逊建议马上派调查小组前往安平地区，得到国民党和美方同意。派往安平的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在北平总部就开始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辩论。
由于中共、国民党和美方各执己见，调查陷于僵局。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叶剑英代表发表了关于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公布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安平事件不但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批评声。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在中国内战中已陷得很深，主张撤退美军。杜鲁门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马歇尔于是下令撤走秦皇岛和天津塘沽的美军陆战队。
1946年7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的军队开始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和海南岛等解放区，中共中央指示，我解放军，必须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军调部三方的斗争，也随之更加激烈。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接到杜鲁门的命令，召他回国任国务卿。不可否认，军调部的使命是彻底失败了。10日，周恩来在南京一个大会上据实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的路线，同时批评马歇尔将军执行美国政府蓄意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1947年3月，蒋介石扬言要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执行部中共方面奉中央命令撤退驻北平的最后一批人员。2月7日晚，叶剑英代表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北平各界四百余人告别。他在讲话时说：“此次调处破裂实是反动派一手造成，我们的离去是不得已之举。但离去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正如我们所预期并向中外记者宣布的，两年后将再见面。果然，在两年之后，1949年3月叶剑英作为胜利之师的将领回到北平，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中共方面谈判代表之一的薛子正将军任北京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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