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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蔡华伟
【编者的话】
适值钱学森逝世1周年和诞辰99周年之际，由涂元季、刘莹编写的《钱学森故事》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故事外，还增加了许多过去由于保密原因不能讲的故事，“那些过往旧事既有趣味，又有启迪和教育后人之意”。
感谢作者的信任，把这些故事独家提供给本报。我们从中挑选钱老的几个小故事，与读者一道先睹为快，同时表达我们对钱老的追思。文稿略有删节。
“这件事要适可而止”
钱学森生前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曾经想写，他知道后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态度冷静，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
那几天，涂元季秘书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
涂元季坦率回答，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宣传了。”
涂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
钱老闻知后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在钱老毫不客气的坚持要求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钱学森党性极强，他对党交给的任务从来没有半点含糊。有一年，《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求写一个关于他的几万字的传略条目，他听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批准的，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他把涂元季叫到跟前叮嘱：“写传不是为写而写，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决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严师出高徒
钱学森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中美两国都培养出不少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拔尖的创新人才。
钱学森为什么能培养出拔尖人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位拔尖的教授。
据他在美国的一些好友，如F·马勃教授和W·R·西尔斯教授回忆说，钱学森常常把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学之中，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把科学上最新的东西讲给学生听，讲课内容其实比教科书上的高深多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课，就是边研究边讲课。等他的课讲完了，把讲义加以整理，出版出来，就成为一部世界前沿的科学巨著。
这样的教授，不愁教不出好学生！
钱学森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W·R·西尔斯教授曾经走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明星教授，他曾经是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好学生。他说：“钱教授的考试非常难，他可能出四五道题，你只能希望解出一道，或者对其中一个以上的考题给出不错的开头，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得不错的话，你会得到钱教授给的A。”
美国人考试的评分是A、B、C、D四等，“A”是最好成绩。
有趣的是，钱学森回国后也把他在美国的这套成功教学方法带回国内。他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时，就给科大首届力学系的学生吃了一顿“杀威棒”。他的开卷考试只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概念题，占30分；第二道题是真正的考验，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道题可把全班学生都难住了。你若平时只会死读书不会活运用，根本做不出来。
考试从上午八点半开始，直到中午还没有一个人交卷，中间还晕倒两个学生被抬出去。钱老宣布说：“吃午饭吧，吃完接着考。”直到傍晚也做不出来，大家只好交卷。成绩出来，竟有95％的人不及格。
当然，钱老的考试并不是故意为难学生，在“教训”他们一顿的目的达到后，也得让大部分学生过关呀！于是他想了一个“怪招”：把每个学生的考卷成绩开方再乘以10，算是这次考试的最终成绩。这样一来，你若得了36分，开方等于6，乘以10就是60分。所以凡36分以上的学生都能及格；你若是一个特等优秀生，考试满分100分，100分开方等于10，再乘以10还是100分。所以考100分的人也不吃亏。对他这个怪招的合理性，谁也挑不出毛病，结果是80％的人都及格了，皆大欢喜。
及格归及格，但谁都承认自己的数学基础不够，于是钱老决定，力学系的毕业生延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习数学，所用教材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数学》。在半年时间里，每个学生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由于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学生们受益匪浅，他们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的在“两弹一星”工作中担当重任，出了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睡在板凳上的大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进行“东风—3号”全程试验和其他试验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1966年初勘察选点开始，到1968年末第一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随后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连通信指挥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的，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
基地刚建成不久，钱学森便赴山西太原发射中心，组织指挥导弹发射任务。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于龙淮等随钱学森一同前往，于龙淮担任这次发射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和钱学森一同在指挥中心值班。
导弹原定下午5时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第二天凌晨。一夜没睡，一些年轻人有些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那个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
看着身穿旧军装躺下的钱学森，于龙淮心中的不安和敬意油然而起。他想：这么一位科学家，如果待在美国，其工作、生活条件不知道比回到国内要好上多少倍，但他却毅然决然回来了。为了祖国的强盛，他如今和我一起躺在这又冷又硬的板凳上，我是一个年轻人，而他却是一位快60岁的老人呀！想着想着，于龙淮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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