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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京沪高铁开建内幕:磁浮和轮轨之争致工期延迟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0日 14:1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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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人的高速公路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庆云,在1982年进入当时的国家计委交通局。到2009年秋天调任国家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他供职交通口整整28年。

  1982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5.29万公里,公路里程90.7万公里。时任交通部计划局局长的卢希龄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国家每年给交通部一亿元,进行公路建设。

  “这些钱都用来搞国防公路和边防公路还不够。先是珍宝岛打仗,投在东北;后来西南边境局势紧张,都投在了云南、广西。”卢希龄说。

  事实上,中国公路漫长而艰辛的建设之路此时已遭遇瓶颈。早在1958年,原交通部下属的所有工程局和设计机构全部下放,但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他们又无法通过市场经营获得活力。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公路里程只增加了1.68万公里,在1979年甚至还下降了1万多公里。

  同样的困局也发生在铁路方面---1978年到1980年,全国铁路投资从33.38亿元下降到30.44亿元。

  就在此时,曾经在20世纪初作为现代化标志被引入纷乱中国大地的铁路,似乎失去了光彩。来自西方世界的“先进交通方式”---高速公路,让重启国门的中国人眼前一亮。

  1975年,一个六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访问,重点考察了高速公路,其中包括后来高速公路领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沙庆林。他们回来汇报说,高速公路会改变中国。

  此后,随着决心推进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高速公路作为一个新鲜事物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本刊记者之前采访1978年谷牧访欧代表团成员时,他们就反复强调,德国时速120公里的高速公路,曾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人对外国高速公路的考察,正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上:发达国家最迟在20世纪初就基本完成了铁路网建设。此时,高速公路作为新的运输方式正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人们并没有注意,当时德国铁路总里程接近4万公里,铁路网密度每千平方公里超过100公里,而中国的这个数据,当时还不到8公里。即使在高速公路发达的美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只相当于铁路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与德国十分相近。

  而按照《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和《十一五铁路规划》,2020年中国高速公路和铁路将分别达到8.5万公里和10.2万公里,比例接近1:1。

  与高速公路紧密相连的是中国人的另一个梦想:轿车。“轿车越多,现代化程度越高。”这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呼声,也代表了当时各级领导者的认识。

  1977年,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提出,要建设京津塘高速公路,并力争3年内通车。

  没想到公路能自己找钱

  不过,高速公路的计划一经公布,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卢希龄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许多人认为高速公路太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有人认为,高速公路以及汽车的发展占地多、能耗高,将带来严重的污染和浪费。

  30年后回顾这段争议,人们不得不承认,虽然反对的意见有偏颇之处,却部分预见了今天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

  卢希龄说,当时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钱。“很多同志说,就这么些钱,为什么不投入到运力更大的铁路建设中?”

  王庆云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压力太大,高速公路一度成为敏感词汇,并以“高等级公路”、“快速公路”等名称代替。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建设计划终被搁置。

  最终解决高速公路发展问题的,仍是钱。

  卢希龄回忆说,在70年代经李先念同意,远洋运输业采取了贷款的方式,快速发展。在具有改革精神的原交通部负责人的坚持下,这一模式被引入公路建设。

  从1982年开始担任原交通部部长的李清在1983年的全国交通会议上,曾说过一个今天仍被反复提起的观点“有河大家行船,有路大家行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交通提高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此后历次五年计划都延续了这种说法。

  1984年12月,国务院专门就公路建设问题听取了原交通部的汇报。根据会议精神,集资或贷款修建公路被允许,用路桥费偿还。这就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由来。

  “主张把钱投入铁路的人,没有想到公路可以自己找到钱。”卢希龄认为,体制放开是公路建设超越铁路的根本原因。

  卢希龄说,1989年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高等级公路建设现场会。1984年开工的沈大高速公路国家本来批的是一级路,由辽宁省投资提升为高速公路,1989年时还不敢称为高速路,只是叫做高等级公路。

  时任国务委员的邹家华一锤定音:“我国不是要不要发展高速公路的问题,而是怎么加快发展、怎么把它建设好的问题。”

  中国的高速公路时代就此开启。

  对于这段看起来存在选择可能的历史,王庆云认为,在那样一个基础设施全面落后的时代,加速建设任何一个交通系统都十分必要---一只尽是短板的水桶,显然无所谓特别提高哪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