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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9月27日 16:3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北京日报
近年来，媒体关于“二代”现象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独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二代”现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预示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结构的形态。
“二代”现象的被关注，与新兴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有着密切联系。先是“富二代”频频在网络上炫富逐渐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随后，通过本人的现身说法或媒体对“民二代”、“贫二代”艰辛的现实生活、无望的未来的深入描述与报道，引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而网民对“权二代”的口诛笔伐更引起人们对“二代”问题、权力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深思。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既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承担了网民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平台的角色。网民的互动深刻揭示了现实，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
“二代”现象的出现并被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现象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超出了多数人的记忆与经验范围。30多年前，无论是制度设计、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导向，还是受此影响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观念都还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甚至以贫穷为荣，社会成员的构成也比较单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原有的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最为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社会阶层早已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多个社会阶层。阶层之间最显著的差别莫过于收入水平的差距，社会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出现垂直分化。收入差距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在消费方式、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隔。比如，随着住房制度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收入不同而导致的居民居住的区隔。与别墅区、富人区一墙之隔的是棚户区、贫民区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甚至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类差别会随着人口的自然变化反映在代际变化上，就是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迭而具有了一定的“遗传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遗传”不是生物学遗传，而是由于上一代人在能为其子女提供经济、文化、社会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经由受教育机会、所获得的经济与组织资源的放大与强化效应直接导致上代人的优势或劣势烙印在下一代人身上，成为下代人自身的社会特征。“二代”现象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富二代”是第一代富翁的后代，“贫二代”出身于贫困家庭，“官二代”的父母们自然是掌握着丰富政治组织资源的子女们。这种“遗传”、“烙印”一方面显示了社会阶层边界已然形成，更说明边界开始有了固化的倾向，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一般人要跨越这些边界，成为强势群体绝非易事。
综观被热炒的“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现象可以发现，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渡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剧烈变化期，社会结构开始走向稳定与成熟，但同时社会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借以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成本在增加。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居无定所，看到普通人面对高涨的房价只得蜗居的现实后，原来只要努力奋斗，或者通过上大学等方式就能改变命运的思想开始被不少人抛弃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当昔日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可以鱼跃龙门的高考来临时，有越来越多的考生主动放弃高考就是人们对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消极反应。而向上流动机会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壁垒的形成，同时，它也是社会流动越来越难的后果，这两种现象相互叠加，使得社会出现断裂，融合难度不断增大。
这种社会壁垒一方面来自于“一代”，其中的强势群体在社会变革中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财富、组织资源、文化资本、人脉关系等会影响个人发展的社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制度性壁垒。另一方面，现有的制度性安排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社会分化与区隔的形成，如果不加以改变，更会加剧这种状况的发展。比如，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就是导致“民二代”（即农民工二代）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尚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政府难以向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包括在公正的环境下对社会流动起决定作用的教育）的事实尤其制约了底层社会成员的发展；机关事业单位不尽完善的用人制度为潜规则的横行留下了空间，导致诸如“官二代”、“权二代”的出现；尚需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制约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既限制了很多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的可能，造成了过于庞大的收入金字塔的“底座”，又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者缺乏应有的约束，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一部分人及其后代手中。
人们必须去适应和习惯“二代”现象，因为它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显然已经不可能。“二代”现象本身也反映出很多人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二代”，以偏概全，给某一群体的所有人都贴上同样的标签。这说明当下社会的宽容程度还不够，而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和谐的社会是和而不同的，一定社会差别的存在是整个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成员个体谋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但社会在分化、区隔的同时，更应为普通社会成员留下足够的上升渠道和发展空间。（作者青连斌 晏荣,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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