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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王任直被患者家属无故殴打事件，引起人们对医患关系的反思。就这个问题，记者辗转联系上了正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手外科作访问学者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治医生、医学博士熊革，请他从国内外医患关系的对比谈我们当前应该如何处理医患关系。我们通过互联网进行了交谈，现整理如下：
医保体系不健全 大夫成了“替罪羊” 高额医药费心理难适应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的医患关系？
熊革：我从网上看到，近来国内舆论的导向越来越倾向于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对立起来。我想这可能是很多记者没有当过医生的原因。实际上，在对于治疗病人疾病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大夫和病人、病人家属的想法是相同的，恐怕没有哪个做大夫的人是希望将病人治死或越治越坏的。所以说，医患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记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呢？
熊革：我在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的医疗体制后，逐渐感觉到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地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导致了在工作第一线的大夫成了“替罪羊”。
记者：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国外，为什么医患关系没有如此紧张呢？
熊革：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患者无须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由于有公费医疗，医院也不用讲经济效益，加之昂贵的外国药品、设备不能进口，病人怎么会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呢？在国外，由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当然也不会由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比如，我现在在日本学习，每个月只需缴1100日圆（约合70多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金，看病时就只需支付15％的费用（日本的医疗费开支远较国内高），而由于卫生部和日中医学会给我们买了海外灾难保险，所以，我们连这15％都不用付。如果看病一分钱都不用付，一次治疗疗效不好，再接着给你免费或低价治疗，你还会有那么大的意见吗？我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目前极为不健全，这可能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最根本的原因。
高薪重罚戒“红包” 赔偿当由保险付 国外少有“病人告大夫”
记者：国外有没有医患纠纷呢？
熊革：纵观最近的诸多医疗纠纷，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医疗费用与患者的预期疗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从哲学的观点而言，人体属于一个“灰箱”，现代医学对其既不是一清二楚（即所谓“白箱”），又非一无所知（即所谓“黑箱”）。这样，大夫在治疗疾病时，可以估计到的治疗效果只是一个概率（正如现在天气预报的降水概率一样），也就是说，尽管大夫尽心尽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仍有一定比例的病人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这一情况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一样。
记者：国外的大夫拿不拿红包？
熊革：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监管制度很严，处罚很重，他们“不敢拿”；二是他们的收入就很高，“不必拿”；三是医院的运作很规范，他们“没法拿”。在国外，一旦大夫出了这类问题，他在这一行里就很难立足了。比如我现在所在的医院就曾经有过科室主任、教授因为拿医药回扣被解职的事，在如此后果的威慑下，大夫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恐怕都会三思而后行了。
记者：国外患者告大夫的事情多不多？
熊革：一个月前，我刚好有机会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众多中国大夫都关心同样一个问题，即美国病人是不是经常告大夫，大夫怎么办？美国大夫的回答是：有告大夫的，但不常有，也不那么可怕，至少不会太多地影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由医院和自己共同缴纳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果由于医疗差错，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话，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
在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比如我在这里的医院参与临床工作，除了需要资格认证，发临时行医执照外，就是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给我付的保险一年的赔付上限为500万日元（约30多万元人民币），有了这样一个保障，恐怕大多数大夫心里也会有底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大夫，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即可，这样，怎么会出现医患矛盾呢？医院和大夫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大夫的赔付额总是居高不下，要么他所缴的保费上涨，要么保险公司不再给他承保，这对大夫的医疗质量也是一种督促。
医患要沟通 媒体须引导 病人是上帝吗？
记者：国内有人提出应该建立完善医疗保险体系，这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
熊革：事实上，一旦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无须患者担心了，因为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份额比患者多得多，他们会比患者还急，这样，就会形成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的制约。
客观而言，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消费者协会由于对医疗知之甚少，容易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况，很难做到有效监管；而作为矛盾双方的一方来监管另一方，也很难让大夫接受，同时，大夫也常常感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从而容易使矛盾激化。
我在日本出席其全国手外科学会时，就发现医疗保险公司利用午餐会的机会作大会发言，强调在新的一年中，有关本行业的保险条例有了哪些更改。而医疗质量的监管则更是专业性很强的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别说是外行，就是大夫，对于非本专业的医学问题也会有不懂的时候，所以，此工作应由医院、各个专业学会和法律界来共同完成。当然，情况严重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大可不必患者、患者家属通过动手来解决问题。
记者：患者认为病人应该是上帝，但不少大夫都不同意这个提法，你是怎样看的呢？
熊革：大夫在对病人的态度方面视病人为上帝还可以，如果在治疗上也是如此，可就麻烦了。我在国内的一位同事举例说他坐门诊的时候，依病情需要开药，但却屡屡遇上病人有意见：药开贵了，病人说你宰他；药开便宜了，病人说你涮他。最后，他只能参阅病人的以往用药开方。但有些情况是既往用药无效或耐药，这样做就可能耽误病情了。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树立大夫的权威，患者也应该增强对大夫的信心及依从性。在国外，大夫涮病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大夫宰病人，这是一个医院或保险公司或医疗合同责任方对大夫的监督的问题，多半不需要病人越殂代庖。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医患关系呢？
熊革：我想在管理层加快体制、法规建设的同时，作为医生和患者应该加强沟通、相互理解，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医患之路，即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要加强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努力和病人作朋友，如此会减少一些纠纷。当然病人也应该理解大夫，一组大夫要管好多病人，不太可能把所有病人都当成上帝供着，病情复杂的病人自然看得多一些，病情较轻的看的时间也会少一些。而媒体应该做的是不要激化矛盾，应该把少数大夫收红包、吃回扣，以及某些医院乱收费这样的纪律性问题与医院、大夫的医疗整体质量区分开来，对于纪律性的问题如果有理有据，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司法机关反映，而不要因此就说医院或大夫对病人不负责任，从而动摇患者对医院和大夫的信任。
总之，在处理当今“医患关系”这一问题上，我认为疏导比争论更重要。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医患之间关系紧张，对医对患都不利，但最终受害的是患者。因为患者不相信大夫就很难配合检查和治疗，大夫人人自危，会造成治疗中强调安全性而忽视彻底性的倾向，这不仅会使病人一个病需分几次看，甚至长期难以治愈，也使医学难以发展。
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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