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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特殊的照片
1980年一个深秋的下午，常德盛匆匆走进乡政府办公室，人未进门，就心急火燎地对唐秘书说：“请你跟我跑一趟吧！老队长快要不行了！”
这位老队长，担任生产队长已经十几年了，为人忠厚老实，全心扑在集体上。近几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因为家里很穷，只好小病拖，大病熬，谁知越熬越严重。这次，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常德盛闻讯，急忙来到他的病床前，对他说：“老队长，不能再熬啦，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老队长只是摇头：“我的病我知道，不必再上医院了。人总要死的……”
“老队长，您不要想的太多。有什么事要我办的，我立马就去；有什么话要交待，请尽管对我说。”常德盛强忍着着眼泪，安慰老人。
“我这个队长，没什么本事，对不起大家，穷帽子摘不掉呀！”老人哽咽了好久，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昨天，老太婆哭着埋怨我，一直不肯花钱照张像，我……我什么都没能给她留下呀……”
在生活很贫困的老队长看来，拍照片是件很奢侈的事。他整天闷着头领着大家干活，总想着有一天能赚出拍张照片的闲钱来。可是阎王爷等不及了，急着要带他走，给老伴空留下这个终身遗憾。
常德盛心里一阵咯噔，顿时冒出一句话来：“老队长，您等着，我立马就去请照相的师傅来！”
他一口气赶到任阳镇。
镇上有一家小照相馆，可常德盛刚说明来意，对方的头就摇得像货郎鼓一样：“你请我拍照也不挑个日子！天上刚下过雨，这七里长的烂泥路你让我怎么走？万一跌坏了照相机怎么办？再说，你能保证你们村那个人在我赶去之前还没死？让我为死人照相，我可坚决不干啊，要触霉头的！”
常德盛好话都说尽了，人家就是不肯，他一筹莫展，最后终于想到了公社的唐秘书。
唐秘书见常德盛为了了却一个将死者的心愿，竟如此着急，心中非常感动，当即只说了一个字“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村口时，就听到了一片哭声。不用说，老队长已经去世了。
老队长的遗体停在客厅中，这里摆了个简单的灵台，亲人们正在嚎啕痛哭。常德盛对死者的家属耳语了几句，接着就忙碌起来。
人已去世，照片怎么拍呢？唐秘书犯起难来。只见常德盛走上前去，亲手用热毛巾焐开老队长紧闭的眼睛，接着又抱起老队长的遗体，用自己的身体撑住，让唐秘书选了个最好的角度，拍下了这一张特殊的照片。
村会议室的变迁
张耀清是常盛金属构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今年45岁，提到儿童时代，对生产队里在他家开会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张耀清的父亲是大队会计，在大队里，他们家虽然也是泥房子，但中间有个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桌子，还有几条长凳，屋外有一棵很高的树，树冠很大像把伞。
40年前，蒋巷没有大队部，村里没地方开会，要开会都是到他们家来开。张耀清记得每次开会，常伯伯都要来，那会，有时候开着开着就要争吵起来，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但是常伯伯一开口，大家就会静下来听他说。
在张耀清的眼里，常伯伯很瘦，一直瘦到现在，后来知道常伯伯有胃病，叫胃下垂，常常开开会就突然起身往外跑，一到门外，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声音很响。他还记得，常伯伯到哪都随身带些苏打饼干，有时忙的来不及吃饭就吃几块饼干，只要张耀清和他弟弟在，总要拿几块给他们吃。
有时天一热，会场就搬到张耀清家屋外那棵大树下，开会时，有的有凳子坐，有的坐石碾子上，还有的靠在树杆上，围着常伯伯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开会开得最长的，一般是年底时，要分配了，谁谁谁50元，谁谁谁60元，给大家算年终收入，父亲算得很认真。有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父亲会让母亲烧了端出来给大家吃。
他记得有一次村里在大树下开社员大会，带凳子的社员都坐自己带来的凳子上，没带凳子就坐在泥地上，看着坐了一地的社员，常伯伯对大家说：“我们以后要造会议室，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大家开会也不要再带凳子。”这话他说过好多次。
在张耀清家开会一直开到1984年，村里有了一家泡沫厂为止，这之后村里开会就全到车间里了。1992年，村里又建了农民剧场。从此，村里有了正式的会场。接着，农民公寓也建起来了，里面也有会议室，村支部楼下也有会议室，到社员家开会和大树下开会便成了村里的历史。
养老就靠党支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镇里已经开了会了，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镇里把各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首先落实到全体妇女干部头上，在蒋巷村，计划生育方面的具体工作，自然落到了村妇女主任蒋林妹身上。
蒋林妹知道这事要紧，可是要办好这事，麻烦可大了，自幼生在农村又是做妇女工作的蒋林妹比谁都清楚农民的心思，“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在农村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有的人家就算女儿再多要是不生个儿子也不罢休，家家恨不得“五子登科”呢！而公开信发表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村里就有35个妇女要生孩子，而按照上面的硬规定，只有生10个孩子的指标，还有25个，要生不能生，这、这、这可怎么办呀？蒋林妹这个愁呀，急得夜里都睡不着了。
一天忙到快下班时，她见常德盛书记从地里回到了办公室，就跟进去找书记拿对策。
“这事，是难，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干部带头，党员团员骨干积极分子带头，你先查一下，35对夫妻里有几个是党团员的，让他们让出指标，往后排。”
“还有，”书记说，“已经生了两胎的夫妻，是党员干部的要带头结扎，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先做才有说服力，不然人家不服。”
听了书记的话，蒋林妹心里有了底，她自己带头，在全村第一个做了结扎手术。之后，她又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为计划生育没少开过会，没少上过门。
有一次，蒋林妹遇到一个老大难，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村民，死活还要再生一个男孩。
蒋林妹把矛盾上交到常书记那儿，书记来到他们家，坐一条凳上做他们夫妇的工作：“多少年了，中国农民都是靠养儿防老，不过呢，你看‘防’得好不好呀？反而是小孩越多越穷，做父母的累死累活，不要说防老，有的还不老就累死了。”
书记说：“现在防老，怎么防呢？我说，我们靠发展集体经济来防，靠村里的实力来为大家防，将来老了，村里养大家。”
常书记在村里本来就有威望，别人的话可以不信，常书记这人说到做到，这在村里是有目共睹的，那对夫妇说：“书记，有你这话，儿子不生也罢，也真是的，谁知道能不能生个儿子呀，要再生个女儿也就多了张嘴。书记放心，我们不生第三胎了。”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蒋巷村实现了养老金制度，村里在经济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为全村所有村民办了养老保险。
到了如今，村里为所有老人盖了老年公寓，无偿地供给老人居住，公寓里家具齐全，电视等常用电器齐全，村里每个月给老人发养老金，住在1001公寓里的陈阿妹，今年70岁了，她中风后双腿不能行走，一次，记者采访她时，她把自己2009年的收入账报了一下：
养老金4000元、村里企业的股金4000元、企业老总常惠忠每年给大病患者的补贴2400元，村里的节日费1500元、特困户救济500元。这一算，总的有了12400元，而作为大病患者，看病有大病保险，农保村里也有部分补贴，个人支付的仅是一小部分。
“我老了，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有吃有用，全靠了我们的常书记呀！”陈阿妹说。
对常书记“将来老了，村里养大家”这句话，在当年计划生育刚开始的时候，妇女主任蒋林妹听了还在想：“这是书记为了做工作才这么说的，前景不错，可是将来把村里的老人都养起来的这一天，自己也不知能不能看到了。”
如今已经退休住到老年公寓的蒋林妹说：“现在都实现了。老人不靠子女，靠集体，靠支部，过得开开心心。”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蒋巷村没有一个违反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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