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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巷故事汇编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1日 18:4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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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特殊的照片

    1980年一个深秋的下午,常德盛匆匆走进乡政府办公室,人未进门,就心急火燎地对唐秘书说:“请你跟我跑一趟吧!老队长快要不行了!”

    这位老队长,担任生产队长已经十几年了,为人忠厚老实,全心扑在集体上。近几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因为家里很穷,只好小病拖,大病熬,谁知越熬越严重。这次,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常德盛闻讯,急忙来到他的病床前,对他说:“老队长,不能再熬啦,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老队长只是摇头:“我的病我知道,不必再上医院了。人总要死的……”

    “老队长,您不要想的太多。有什么事要我办的,我立马就去;有什么话要交待,请尽管对我说。”常德盛强忍着着眼泪,安慰老人。

    “我这个队长,没什么本事,对不起大家,穷帽子摘不掉呀!”老人哽咽了好久,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昨天,老太婆哭着埋怨我,一直不肯花钱照张像,我……我什么都没能给她留下呀……”

    在生活很贫困的老队长看来,拍照片是件很奢侈的事。他整天闷着头领着大家干活,总想着有一天能赚出拍张照片的闲钱来。可是阎王爷等不及了,急着要带他走,给老伴空留下这个终身遗憾。

    常德盛心里一阵咯噔,顿时冒出一句话来:“老队长,您等着,我立马就去请照相的师傅来!”

    他一口气赶到任阳镇。

    镇上有一家小照相馆,可常德盛刚说明来意,对方的头就摇得像货郎鼓一样:“你请我拍照也不挑个日子!天上刚下过雨,这七里长的烂泥路你让我怎么走?万一跌坏了照相机怎么办?再说,你能保证你们村那个人在我赶去之前还没死?让我为死人照相,我可坚决不干啊,要触霉头的!”

    常德盛好话都说尽了,人家就是不肯,他一筹莫展,最后终于想到了公社的唐秘书。

    唐秘书见常德盛为了了却一个将死者的心愿,竟如此着急,心中非常感动,当即只说了一个字“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村口时,就听到了一片哭声。不用说,老队长已经去世了。

    老队长的遗体停在客厅中,这里摆了个简单的灵台,亲人们正在嚎啕痛哭。常德盛对死者的家属耳语了几句,接着就忙碌起来。

    人已去世,照片怎么拍呢?唐秘书犯起难来。只见常德盛走上前去,亲手用热毛巾焐开老队长紧闭的眼睛,接着又抱起老队长的遗体,用自己的身体撑住,让唐秘书选了个最好的角度,拍下了这一张特殊的照片。

    村会议室的变迁

    张耀清是常盛金属构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今年45岁,提到儿童时代,对生产队里在他家开会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张耀清的父亲是大队会计,在大队里,他们家虽然也是泥房子,但中间有个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桌子,还有几条长凳,屋外有一棵很高的树,树冠很大像把伞。

    40年前,蒋巷没有大队部,村里没地方开会,要开会都是到他们家来开。张耀清记得每次开会,常伯伯都要来,那会,有时候开着开着就要争吵起来,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但是常伯伯一开口,大家就会静下来听他说。

    在张耀清的眼里,常伯伯很瘦,一直瘦到现在,后来知道常伯伯有胃病,叫胃下垂,常常开开会就突然起身往外跑,一到门外,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声音很响。他还记得,常伯伯到哪都随身带些苏打饼干,有时忙的来不及吃饭就吃几块饼干,只要张耀清和他弟弟在,总要拿几块给他们吃。

    有时天一热,会场就搬到张耀清家屋外那棵大树下,开会时,有的有凳子坐,有的坐石碾子上,还有的靠在树杆上,围着常伯伯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开会开得最长的,一般是年底时,要分配了,谁谁谁50元,谁谁谁60元,给大家算年终收入,父亲算得很认真。有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父亲会让母亲烧了端出来给大家吃。

    他记得有一次村里在大树下开社员大会,带凳子的社员都坐自己带来的凳子上,没带凳子就坐在泥地上,看着坐了一地的社员,常伯伯对大家说:“我们以后要造会议室,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大家开会也不要再带凳子。”这话他说过好多次。

    在张耀清家开会一直开到1984年,村里有了一家泡沫厂为止,这之后村里开会就全到车间里了。1992年,村里又建了农民剧场。从此,村里有了正式的会场。接着,农民公寓也建起来了,里面也有会议室,村支部楼下也有会议室,到社员家开会和大树下开会便成了村里的历史。

    养老就靠党支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镇里已经开了会了,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镇里把各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首先落实到全体妇女干部头上,在蒋巷村,计划生育方面的具体工作,自然落到了村妇女主任蒋林妹身上。

    蒋林妹知道这事要紧,可是要办好这事,麻烦可大了,自幼生在农村又是做妇女工作的蒋林妹比谁都清楚农民的心思,“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在农村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有的人家就算女儿再多要是不生个儿子也不罢休,家家恨不得“五子登科”呢!而公开信发表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村里就有35个妇女要生孩子,而按照上面的硬规定,只有生10个孩子的指标,还有25个,要生不能生,这、这、这可怎么办呀?蒋林妹这个愁呀,急得夜里都睡不着了。

    一天忙到快下班时,她见常德盛书记从地里回到了办公室,就跟进去找书记拿对策。

    “这事,是难,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干部带头,党员团员骨干积极分子带头,你先查一下,35对夫妻里有几个是党团员的,让他们让出指标,往后排。”

    “还有,”书记说,“已经生了两胎的夫妻,是党员干部的要带头结扎,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先做才有说服力,不然人家不服。”

    听了书记的话,蒋林妹心里有了底,她自己带头,在全村第一个做了结扎手术。之后,她又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为计划生育没少开过会,没少上过门。

    有一次,蒋林妹遇到一个老大难,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村民,死活还要再生一个男孩。

    蒋林妹把矛盾上交到常书记那儿,书记来到他们家,坐一条凳上做他们夫妇的工作:“多少年了,中国农民都是靠养儿防老,不过呢,你看‘防’得好不好呀?反而是小孩越多越穷,做父母的累死累活,不要说防老,有的还不老就累死了。”

    书记说:“现在防老,怎么防呢?我说,我们靠发展集体经济来防,靠村里的实力来为大家防,将来老了,村里养大家。”

    常书记在村里本来就有威望,别人的话可以不信,常书记这人说到做到,这在村里是有目共睹的,那对夫妇说:“书记,有你这话,儿子不生也罢,也真是的,谁知道能不能生个儿子呀,要再生个女儿也就多了张嘴。书记放心,我们不生第三胎了。”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蒋巷村实现了养老金制度,村里在经济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为全村所有村民办了养老保险。

    到了如今,村里为所有老人盖了老年公寓,无偿地供给老人居住,公寓里家具齐全,电视等常用电器齐全,村里每个月给老人发养老金,住在1001公寓里的陈阿妹,今年70岁了,她中风后双腿不能行走,一次,记者采访她时,她把自己2009年的收入账报了一下:

    养老金4000元、村里企业的股金4000元、企业老总常惠忠每年给大病患者的补贴2400元,村里的节日费1500元、特困户救济500元。这一算,总的有了12400元,而作为大病患者,看病有大病保险,农保村里也有部分补贴,个人支付的仅是一小部分。

    “我老了,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有吃有用,全靠了我们的常书记呀!”陈阿妹说。

    对常书记“将来老了,村里养大家”这句话,在当年计划生育刚开始的时候,妇女主任蒋林妹听了还在想:“这是书记为了做工作才这么说的,前景不错,可是将来把村里的老人都养起来的这一天,自己也不知能不能看到了。”

    如今已经退休住到老年公寓的蒋林妹说:“现在都实现了。老人不靠子女,靠集体,靠支部,过得开开心心。”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蒋巷村没有一个违反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