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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7月30日 14:0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文汇报
钱伟长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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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坐在清晨的阳光里摆着棋谱
题记
他是一名科学家，被誉为我国“力学之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科学界著名的“三钱”；
他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体力行推动国家社会发展；
他是一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上海大学，是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并时刻关注民办高校、基础教育的发展。
他就是钱伟长，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留学海外、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大家，一生成功扮演了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日前，记者专门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这位卓越的长者。
在最近几十年，钱伟长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钱老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里面闪烁着的前瞻性观点不得不让人钦佩，他在1984年就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如今产学研合作、三区联动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模式。他主张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还说，“我是反对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要统一，我也反对。教学大纲还要经过集体讨论，我也是反对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这样的真知灼见依然值得今天的大学深思。
当我问钱老最近在忙什么，他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忙着一件“大事”：给苏州中学高二·十六班的同学回信。正在开展“向院士学习”的高中生们专门把自己的班命名为“钱伟长班”，他们希望听到来自钱老的教诲。秘书说：“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这样的信他是一定要回的。”因为，在钱老心里，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情，学生总是他最大的牵挂。秘书已经按照钱老的意思给学生拟好了回信，写满了整整两页A4纸，信里说：“希望学生从活动中学到院士的精神，学到忧国忧民、祖国至上的品质，自强不息、安贫乐道的气节，探索真理、勇攀高峰的锐气。”
在这位自强不息的95岁老人心中，爱国和教育是永不磨灭的主题，相信这仍然会给今天的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更多的启示。
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
见到钱老的时候，他正坐在清晨的阳光里，一个人摆着棋谱。白色的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的毛线背心，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眼神专注认真。
左手白子，右手黑子，落子、提子，清晰的棋谱就在他的脑子里。下棋是他年轻时的习惯，如今成了他晚年最大的爱好。即将迎来九十五岁生日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充满智慧。
他下棋所在的房间就是他平日里饮食起居的场所，坐落于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的乐乎楼，仅七八十平米，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没有豪华家具，沙发、桌椅仍是十几年前的风格，隔壁的书房摆满钱老主编的杂志和各种书籍。钱老在上海没有房产，他说他喜欢住在学校里，因为可以随时随地看着他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大学。
钱老向我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7点起床洗漱，早饭包括一个包子、稀饭、水果、牛奶、鸡蛋，有时候还会要求吃点小馄饨。8点接待来访客人，处理一下事情，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他很关心当今的国际局势和国家的新政策。然后钱老会在楼道或者是校园里散步，午睡一般到下午三四点，晚上8点半就要上床睡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钱老房间的电视机上醒目地放置着两样东西：一张照片和一个铭牌。照片上的他穿着大红的夹克衫，颈系红领巾，被拿着鲜花的小学生簇拥着，这是去年他到母校荡口小学时拍摄的，十八年来，他坚持每年到那里与“科学小院士”谈心、交流。那件铭牌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05年11月颁发给他的“荣誉会员”证书。之所以把这两件物品摆在最醒目的位置，是因为钱老最看重科普工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
他经常到校园里散步，他说最喜欢看学生穿梭在校园里，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上课，每当这时，他会兴奋地点头说，“很好！”一旦看不到人，他会马上嗔怪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等到旁人告诉他，学生们放假了，他才放下焦急的心情。学生们看到钱老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对于学生拍照的请求，他从不会拒绝，总是展露微笑，积极配合。
身边的学生、工作人员更愿意这样评价他：一个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
“拆墙”理论的魅力
“做了20多年校长，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师资队伍建设。”
“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
“我把师资队伍改造好了。”
思维敏捷的钱老，对于记者的提问，给予了巧妙而恰当的回答。
而师资队伍的改造，来源于钱伟长的一个理念：教师要教好课，必须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做后盾。而这正是围绕“拆除四堵墙”的教育思想展开的。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而他拆墙的核心目标就是：办出能兴国的教育。
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大学是开放的
钱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为工厂企业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开设最近五年科技发展动态和方向的讲座等等。
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反对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虽然最后并没有成为定论，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钱老多年坚持必须把教学与科研结为一体。
“一个搞科研的教师和不搞科研的教师是有根本的差别的。”钱老说，必须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当你走向社会，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你要首先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研工作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不再隔行如隔山
钱老最近还强调，我不是反对抓专业教育，而关键是反对专业过早、过专。而且在我们中国大学这样的学制下，专业的教育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本科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通识教育。如果按这种专业教育做下去，那么基础就不够广阔，而且，学术思想也不行。
自然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传统的学科分割线如果消除，他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
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资深教授上基础课
钱老在自己的《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
钱伟长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的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也宽了，工作经验也丰富了，讲课的经验也丰富了，你也有能力掌握100多人的大教室里的教学秩序。”
钱伟长的科学成就
1941年，发表了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论文，当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42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所工程师，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
1946年，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51年，他招收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
1954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出版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创办了“力学研究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我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见到记者时仍然在强调他不变的那句话，“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弃文从理到文理相通
弃理从文相对容易，弃文从理可谓难上加难，钱伟长的弃文从理一直被奉为一段佳话。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乡村教师，当地历来尊师重教，钱家素以诗书传家，叔父钱穆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科两个100分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0字，出题目的老师给了我100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
就是这样一个文史功底深厚的青年在入学第三天就萌发了放弃文科的念头。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受爱国情绪的激发，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经过艰苦努力转入物理系学习，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对一个物理得分不怎么高的学生来说，弃文从理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个，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如今，在上海大学，人人都知道，钱校长是多么重视文科的发展，每年他都要前往文科学院调研，听取文科教师的要求。钱老和费孝通先生是挚友，费孝通当年被钱伟长聘为上大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共同推动上大文科的发展。钱老主张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社团，上大搬迁到新校区后，他亲自出面，专门召集艺术教育老师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新校区学生的艺术教育和社团发展。校长亲自出面抓艺术教育，当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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