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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美国高债务率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
张其佐:美国至今已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用印钞票的方法刺激经济,由此会加大和输出通胀使美元持续贬值。从近期来看,美国债务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如果美国继续采取通货膨胀或者美元贬值的间接违约方式来削减债务,会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帐面价值会出现较大损失,实际债权价值也会下降。如果一旦美国国债发生直接违约,也有可能本金和利息都将无法收回。显然,目前持有美债风险不是偿还风险,而是贬值风险和通胀风险,这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决定的。二是会给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记者:美国加快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进程的同时,近期又宣布今年6月与欧盟正式启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美国政府提出2013年完成TPP谈判,两年内完成TTIP谈判并签定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协议。如美国意图如期实现,最终将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涵盖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即APEC所有成员国)和美欧自由贸易区,全球贸易版图将出现重大变化。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就急于推动“跨两大洋贸易战略”谈判,并将TPP排在优先位置,已经成了全球广泛关注的焦点。其中TPP的发展超乎寻常,美国早在2011年11月就正式推出了TPP框架协议,尤其日本今年3月高调宣布正式加入谈判,至今TPP谈判成员国已迅速增加至12个(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从已进行完成的16轮谈判看,虽然在包括知识产权、环境、竞争和劳工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障碍,但TPP已取得稳固进展,并弥合了若干领域的分岐。请问,美国推动TPP和TTIP缘何突然提速,其动因何在?
张其佐:我认为主要动因如下:第一、经济上“抱团取暖”,借助TPP和TTIP尽快走出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有6年之久,但美国仍未摆脱危机影响,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欧元区和日本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发达经济体总体上仍处在低速复苏和不确定阶段。根据以往历史规律,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必然会引发新的科技产业革命,从而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复苏并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但目前,“页岩气革命”的前景存疑,“第三次产业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大规模产业化及新支柱产业还没有形成。美欧日等西方经济体财政捉襟见肘,量化宽松政策的提振效果也不显著,刺激经济的手段几乎用尽,只好将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市场上。美希通过建立TPP和TTIP分享全球特别是亚洲等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红利,借此打开亚太市场,实现“出口倍增计划”。根据美欧日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美欧自贸区协定最终达成,欧盟和美国年GDP将会分别增长0.5%和0.4%。而TPP协议最终达成,美国和日本年GDP将会分别增长1.2-1.5%和0.66%。
第二、拆散东亚现有合作架构,重构亚太和全球贸易版图,试图强化保持全球经济的主导的地位,在战略上保持主动。TPP和TTIP的建立,既有经济又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上拉拢欧洲和中国周边国家,维持和强化美欧日及亚太军事外交同盟,现有TPP和TTIP加入谈判的伙伴多数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其中“重返亚太”战略是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二战以来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由美国、欧洲主导,区域合作也是美欧走在前头。但是最近10多年来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七国集团占世界贸易比重降至34.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增至37%,尤其是中国成为最大出口国,货物贸易总额与美不相上下。二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美担心被边缘化。三组“10+1”自贸区(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已经实现,中日韩自贸区以及“10+3”东盟—中日韩、东亚共同体“10+6”即东盟—中日韩印澳新等国自贸区已在筹建谈判之中。东亚区域自贸区如火如荼,美欧却一直没有沾边。尤其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合作和产业链条布局正在形成,令美既焦虑又担心。美在亚洲有重大战略利益存在,亚洲也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美难以承受被逐出亚洲之重。三是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通过WTO推行其全球贸易战略的阻力越来越大,有意另起炉灶,再在牌局。
第三、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遏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推出TPP框架协议内容,一开始就赋予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开放的区域主义,即TPP向所有APEC的21个成员国持开放态度。二是提出适应21世纪的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两者的重点是在“高质量”上。美所谓的“高质量”,是以一系列不同以往的贸易投资新规则作支撑的其实质是尽可能固化和放大美国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弱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优势。“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已为许多国家设置了难以跨越的进入门槛,因而“开放的区域主义”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记者:TPP和TTIP是否能如期形成协议?
张其佐:从TPP的进程来看,虽然不少谈判国在包括知识产权、环境、竞争、劳工和农业等方面困难不小,但在经济乃至政治安全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较高,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弱。奥巴马政权将完成TPP谈判作为其执政的优先课题,希在任内留下一笔政治遗产,,可能适当降低标准、放宽要求,以例外形式满足一些国家重大关切。TPP谈判在今年或明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从TTIP的进程来看,今年6月美欧才正式开始谈判。TTIP谈判将要开放的农业、服务业、航空等领域都是双方在拼命保护的,涉及到各方核心利益,如期完成协议其难度非常大,甚至会久拖不决。两年时间完成谈判似乎过于乐观。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欧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发达经济体,他们之间融合度也是最高的。只要美欧有足够政治意愿,在目标期限内完成谈判也并非全无可能。
记者:对全球和中国有何重大影响?
张其佐:从经济规模和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看,两组谈判的影响“举足轻重”:TTP现有12个国家GDP和贸易总量将占全球40%左右,随着韩国等亚太国家的逐步进入,其全球占比会更大。而TTIP即美欧两大经济体GDP总量约占全球50%,贸易额占全球30%。随着这两大自贸区的建立,由于“贸易扩大”和“贸易转移”效应,会明显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相应会明显下降。据有关权威机构分析预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30%以上。显而易见,美国加速推动TPP和TTIP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双管齐下”,推进“两洋贸易战略”,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可低估。具体而言:
第一、有可能架空世贸组织(WTO)。WTO多哈回合从2001年启动谈判到现在,毫无进展并陷入僵局。主要问题是美欧在农业补贴和高关税壁垒保护其农业利益不肯让步,根本原因是美国不愿意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待遇。如TPP和TTIP谈判取得突破,WTO将面临尴尬境地。从现实的合作机制看,美对WTO的需求和兴趣将进一步下降,多哈回合谈判很可能就此宣告结束,接下来谈什么,怎么谈,前景十分暗淡。从规则和标准看,TPP和TTIP执行的是大大超越WTO的新一代贸易规则,WTO规则可能不得不随之作出调整,实际上被两大自贸区绑架。
第二、有可能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过去20年间,亚太经合组织一直是亚太地区最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旦TPP生效,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必然会分为两大阵营:TPP成员与非TPP成员。由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所做出的承诺本身就缺乏约束力,未来它在区域合作的影响将会下降,对非TPP的成员的吸引力也会减弱,除非某些成员要以此为平台要求加入TPP。更为重要的是TPP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覆盖APEC所有成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一旦TPP最终目标达到就意味APEC各国成员绝大部分变成了TPP成员,APEC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将受到质疑。
第三、打乱“10+X”为主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过去十余年,区域内大国围绕东盟所开展的“10+1”合作取得进展。而尚未取得实际性进展的“10+3”与“10+6”将因日本加入TPP谈判而受影响。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会进一步降低对“10+3”与“10+6”的需求,亚洲区域合作可能陷入停滞。
第四、给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设置重重障碍。短期而言,TPP达成协议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已同12个成员国中的7个建立自贸区,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TPP的冲击。中长期看,TPP将给中国带来很多挑战,除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外,劳工、国企、知识产权等新规则和标准有很多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将会给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带来许多限制和困难。
第五、中国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也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TTIP和TTP谈判几乎把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一网打尽”。在TTIP里边的美欧是我国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TTP现已有12个成员国,已把东盟日本与美国连在一起,如果韩国也拉进去,我国排名前10位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拉进去了。如果TPP和TTIP最终达成协议,那么除中国和金砖国家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进入到这两大贸易区之内,中国届时处境将十分被动。
记者:我国将如何应对?
张其佐:客观地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自由化必然会不断深化,其结果就是各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在自贸区谈判中的地位是主动和强势的。但是在美国经济已经步履蹒跚的今天,它不可能靠单打独斗支撑全球经济的增长,甚至美也有自身关切的行业和产品,在农业、航空等领域开放问题上十分谨慎。欧洲及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美国的要求,开放本国受保护的产业,将是美国实施全球经济新战略能否成功所面临的重大考验。尤其是,美作为成熟经济体,劳动力成本高、增长空间小、产业空心化严重,很难通过自贸区来根本改变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前景,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全球化格局和潮流。更重要的是,任何具有全球影响的贸易安排,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最终是不会成功的。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新的增长预期,须以更大勇气迎接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制定新一轮国际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规则,从双边、多边两个方面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贸区网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