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治理村、社区组织牌子过多过滥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突然对全省村（社区）办公场所大门悬挂的牌子实施了干预，要求8月底前，全省村（居）委会必须实行“摘牌”减负，除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的牌子之外，一律不得悬挂其他牌子。

　　“摘牌”令剑指近年来广东省一些村、社区组织“挂牌多”、“事务杂”现象的意蕴不言自表，据广州市政协调查，一个居委会，其顶头上司竟有25个之多，而深圳南岭村社区居委会，其所挂牌匾达43块之多。此种社区建设等同于“挂牌子铺摊子”的现象，甚至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关注。

　　社区行政化，社区整天围着上级转，其巨大的危害在于，社区“种了别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社区并非一级政府组织，村（居）委会准确的定位是自治组织。它的存在是为了体现群众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梦自己圆的治理宗旨，形成社会与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于社会建设的格局。政府职能和社区职能的重叠，村（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便被行政职能冲淡，村（居）委会离主业渐行渐远，变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治理格局中的基层一环，社区干部作为社区的“头”和街道的“脚”整天忙得脚不落地，但社会治理大任却自然旁落。村（居）委会和街道办事机构之间的职责不明，职能不分，妨碍了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社会原子化生态的出现对社会治理提出非常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给村（社区）“减负”就迫在眉睫了。

　　摘牌是为了“减负”，“减负”是为了正名归位。从广东各地的试验来看，摘牌之后，村（居）委会原来承担的行政职能将建立新的办事机构来承接。东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正准备结合体制改革的要求，将摘牌和职能改革一并安排，一体解决，未来将建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使社区居委会真正能摘得下牌，减得了负。而广州市则早已经在部分社区成立了社区工作站以帮助社区摘牌“减负”，结束了过往那种拿95%的时间完成行政任务的“非驴非马”的生涯。

　　视摘牌为广东将在全省打响村（居）委会职能转变大战役的前哨战应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从上述《通知》中，社会可以看到，此次发通知的主体不仅包括相关职能单位如省民政厅，而且也出现了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的身影。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业已在广州市、珠海市等地推行的社会管理创新试验已然到了需大规模推广的阶段，村（居）委会的“减负”转变职能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从珠海的做法来看，各级政府转变职能也是与基层“减负”相伴而行的。珠海一方面取消了对镇街的经济考核；另一方面，将居委会承担的130项工作重新划分，明确了镇街和社区的主要职责是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的功能。而镇街原有的行政工作则交由在社区设立的公共服务站办理。今后，广东对镇街干部的衡量标准将不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上述《通知》和各地改革思路表明，发挥党组织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导作用的思想将会一脉相承，党组织将在其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本报时事评论员李俊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