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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晁星
因为劳务公司不支付两万元工资,外地来青打工的女子无奈爬上工地20多米的塔吊要轻生。幸亏民警及时赶到,帮忙讨回薪水,才没有发生意外(本报7月26日C10版曾报道)。
爬杆要挟、轻生相逼,这种极端的讨薪方式屡见不鲜。农民工要回自己的正当劳动所得没有错,但是以生命相威胁、危险方式讨薪不可取,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扰乱了社会秩序。
笔者认为,农民工讨薪,最重要的是理性,掌握科学、可行的方法,比如打工时应有足够的维权意识,尽量和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并保留好相关用工证据等。同时还应意识到,如果遇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一味争吵、打闹甚至轻生是不会有多少成效的,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知道该去哪里寻求帮助才是最关键的。盲目采取极端方式讨薪,或许能博得公众一时的同情与关注,但是薪水能讨回来吗?说不定,最后还会因扰乱社会治安被拘留。
其实,极端讨薪方式频现,究其根源是监管部门不给力,如不作为、或是维权途径宣传不足,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不合法用工的执法检查力度,更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提高办事效率,更加积极主动地帮助农民工维权,或者为农民工讨薪开通绿色通道,让他们的维权之路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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