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北京男人廖丹伪造医院收费单据，4年骗取北京医院透析费17.2万余元，涉嫌诈骗罪面临刑罚。但随着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此事有望峰回路转。日前，包括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在内的爱心人士，已向廖丹捐款合计逾20万元，而廖丹将于周一向法院退回全部赃款。（7月14日《南方都市报》）

　　不难想象，在归还赃款之后，面对来自社会的广泛同情形成的舆论压力，法院很可能给出轻判甚至缓刑；而一方面因为社会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另一方面因为焦点效应相关部门很可能给予“特事特办”的方便，困扰廖丹家庭的治疗费问题也将得以解决。对廖丹个人而言，这个结果颇有些因祸得福的意味，而对社会而言，却是一个冷酷的黑色幽默。

　　无论过程如何令人心酸，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最终将收获与他的善良对等的幸福，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情。然而我在欣慰之余，心情却依旧沉重，因为只要我们睁大眼睛，用心去听，便会发现在一个悲情廖丹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在贫穷、不幸、绝望的泥淖中呼唤社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廖丹”们。

　　从头来看廖丹的遭遇，不难发现，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无数个人合理诉求以非正常途径获得解决的案例之一。这些类似的故事大多有如下相同的流程：个体遇到不幸——陷入绝望无计可施——铤而走险并引起关注——爱心人士捐助——相关部门、社会团体“特事特办”。个体诉求是否得以圆满解决，关键还不在于是否“铤而走险”，而在于个体以“铤而走险”的代价是否能够触发社会情绪的爆点而引起普通的同情与关注。面对如此令人纠结的现实，我们不能不发问：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我们有形形色色的慈善团体，可是当遭遇不幸的“廖丹”们陷入绝望之时，社会保障在哪儿，慈善组织何在？

　　也许，另外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入狱养老”事件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如何不够健全，我们的慈善救助体系是如何不够通畅。73岁的孤苦老人付达信四年前为了养老，故意抢劫被判入狱，“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这就是老人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出狱之后，付达信住进了当地养老院，尽管这已经是“名人效应”所捞到的优惠待遇（当地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然而他却依然怀念吃牢饭的日子：“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

　　社会无法承受每一个“廖丹”都以“铤而走险”的代价实现个人诉求，聚光灯不可能照到每一个需要社会救助的“廖丹”身上，如何打捞更多沉没的“廖丹”，还须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健全社会慈善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