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让一年赴九国考察的城管汇报一下学习心得_新闻台

　　陈一舟

　　截至7月3日，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管局“见识最广”，一年内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地考察学习。该局2010年共20人出国，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南方日报》7月4日)

　　以促进工作的名义，因公考察便有了极其合理性存在的空间，哪怕是出国考察，其实也不必过度上纲上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频繁赶赴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耗费如此巨大几成天文数字，这是正常的吗？显然难以让社会接受。

　　尽管笔者很不愿意以“公款旅游”这个字眼来形容“一年赴九国考察”的荒诞和吊诡，但事实摆在眼前，这样的典型“范例”足以将居高不下的行政支出“反衬”得淋漓尽致。在年初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政协分组讨论时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内容。“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以一年赴九国考察的城管作为例证，“作风稍一改年省几千亿”的话就一点都不夸张。由此可见，在行政领域的铺张浪费之风是何等严重，在轻描淡写之间都有庞大的公孥被无谓消耗。

　　虽然严控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早已是上下共识，可三令五申之下，公款消费还是居高不下，几成痼疾。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也说过，公款吃喝最难管。为什么难管？为什么公款出国禁令不断却愈演愈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整肃公款消费方面，我们的制度惩处手段太“松软”，几乎形同虚设。公款旅游被曝光后，往往是纪委“调查”、官员“检查”，一“查”了之。这样几乎不构成任何“伤害力”的问责，能产生什么“警示”的效果？与国外严守公款消费红线的严肃和苛刻相比，我们的制度问责和事后追责更像是“鸡毛掸子打老虎”，看上去很美、貌似很严厉而已。

　　因此，对于一年赴九国考察的城管，对于那些热衷于出国“考察培训”的官员们，有关部门绝不能视若无睹。无论如何，一年赴九国考察都不该成为合理合法的管理常态，曝光后，该规范的规范，该查处的查处，该审计的审计。同时，还应该让一年赴九国考察的城管们总结一下“考察经验”，面向全体市民汇报一下学习心得。花纳税人的钱跑了这么多国家，如果不能取来真经，怎么能说得过去？(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