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贤林：水上救援，政府部门不能再缺位了_新闻台

　　6月14日早7时，济南章丘绣源河有一名青年男子溺水，警方和消防接警赶来后称不懂水性不敢轻易下水，而联系到的一只打捞救援队，要求打捞费用一天3万元，这位老父亲拿不出钱，无奈自己跳水寻儿。截至14日晚7时多，溺水男子仍未被打捞上来。

　　看到这则新闻让我再次想起了三年前长江大学生溺水时渔老板只捞尸体，不救活人的冷漠。而此次溺水事件与三年前相比共同之处在于政府部门都到达了救援现场，但却无力施救，而民间救援挟尸要价。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河湖众多的国家，每年夏季到来天气炎热，河水猛涨，加上我国地理环境复杂，人们安全意识薄弱、相关的防护措施又常常缺位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我国每年溺水事故数量惊人。与之相应，公众迫切需要的救援力量非但没有得到有力保障，反而显得极其单薄。

　　水上救援，本应与陆上救援、空中救援等一样纳入政府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之内。但我在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之后发现，《条例》的规定更多的是侧重于对航运交通的管理，水上救援仍旧单薄。而地方水务部门虽有“承担本市水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的职责，但从以上两次事故的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即使有心救援，却仍旧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三年前的长江大学生溺水事件一样，这次人们依旧把焦点对准了“挟尸要价”的民间打捞船，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从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来分析。在需求方面，我国溺水事故频发，水上救援服务需求旺盛。在供给方面，本应由政府提供水上救援服务，本来就很稀少，而政府部门的的缺位更加剧了此类公共资源的紧张程度。由此，在供不应求的价值规律作用下，民间力量“挟尸要价”便也不足为奇，这本来就是市场调节自发性与盲目性不可避免的缺陷。

　　对于民间见死不救的行为我们只能以道德的力量加以谴责或者感化，却不能完全苛责，归责于民。然而对于政府的缺位就不得不在制度上加以追究和完善。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警、消防队员不懂水性，不敢轻易下水”“水务局救援力量不足”的类似“硬伤”。这已经在警示着政府部门要在水上救援这一块加大投入了。诚然，由于我国复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仅靠政府力量孤军奋战，也必然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就要求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倘若能在政府部门的鼓励与积极引导之下并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当前水上救援居奇要价的局面应该可以终结了。

　　总而言之，公共安全的保障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民间力量不发达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部门发挥其主导作用。经历了这么多的悲剧之后，衷心希望政府部门在水上救援上不要缺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