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勇救遇险小女孩而广受关注的“黄衣哥”周冲再获殊荣——共青团广东省委授予周冲“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广东各级总工会送上4万元慰问金。同时，周冲飞抵北京，参加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道德楷模座谈会。

　　黑龙江有“最美女教师”，杭州出了“最美司机”，广州出了个“黄衣哥”周冲，肇庆也有了托举哥……随着全国各地见义勇为行为不断涌现，有网友指出，这种正能量正以聚沙成塔之势，诠释一种华丽的转身，抑或验证了一句俗话：生活中并不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

　　然而，道德英雄的遍地开花，也引起了许多冷思考。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人性光辉已到绝顶，无须拔高》指出，好人好事的不断涌现令人欣喜，这说明，良心、道德在民间还在坚强地存活，还在散发着鼓舞人心的力量。看到这样的大好形势，政府部门最紧要做的，并不只是锦上添花，更需要“还有哪里工作没做好”的冷思考。面对群众自发的、闪耀着道德光芒的义举，能不能少一点高屋建瓴的概括总结，多一点诚心诚意的谦卑恭敬？人性的光辉，已是人的精神绝顶，实在是无须拔高。

　　的确，一个理性的社会，当每一个人都是在公秩良俗中生活，在法理条规下舞蹈，纵使遇上别人的突发情况，施以援手，自有着人生细水长流的温暖。

　　与之相反的是：当一个社会出现了英雄，证明就有英雄的反面出现；当一个国家出现了道德旗杆，那只是证明了群体道德的萎靡，而这个旗杆所表彰的如果还仅是人性当中最基本的反应，则无疑稀释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磁场，看轻了社会的道德土壤。常识告诉我，平凡人的生活之中，并不希望清官出现，因为清廉是官员的职业操守，并无值得特别歌颂之处；社会之大，我们也不渴望侠客出现，有侠客即有恩怨情仇，有社会黑暗；也并不希望有托举哥出现，其出现即意味着有人遇险。所以，这些道德的“最美”应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消退，还原到平凡人的酸甜苦辣当中去。

　　假若有了安全教育，有了全方位的保护系统，自然也没有周冲置身陷境的壮举，而那些义抓小偷、强盗的见义勇为自然难以产生。不管是周冲还是市民，其朴素的道德感，都不会面临这种生死考验；而设若有了体制的完善与民主的健全，则贪官不敢有贪心，清官亦丧失了产生的可能性。制度，才是这一切的终结者。

　　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没有英雄，也没有清官，更没有侠客的社会。一个没有英雄也没有“最美”的时代，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是最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