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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品安全，我以身试毒餐馆400家！”这是一名叫“汪泳艳”的合肥律师走进东方卫视“东方大直播”节目时的开场白。节目现场，汪泳艳“以身试毒”的讲述收获了不少掌声，同时，也遭遇“炒作”、“博出位”等质疑的声音。
(详见本报今日13版)
拿一个人的动机说事，其实是挺无聊甚至无耻的事情。我们还是把目光集中到“以身试毒”行为的本身来。汪泳艳的举动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想必，律师身份的汪泳艳比一般的公众更懂得证据的意义。可是，她以身试毒餐馆400家以来，却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饭店后堂拍照取证、将食品打包拿去检验，这些都是她不可能做到的。于是，她能做的就是“以身试毒”。
如果说，还有什么间接证据的话，那就是她的身体反应。她的“过敏性体质”与她试毒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吗？汪泳艳给出坚决而肯定的答复。她说，她除了一些商务应酬是在干净的餐馆外，其他都是在这种路边摊吃的。从这番表述看，有毒没有毒，似乎就是干净与否，是能够用肉眼发现的。真是如此，那食品安全也就不是什么难题了。所以，她的这个肯定的答复，怎么看都像是一种有罪推定。
汪泳艳的意义或许在于，她站出来给大家一个提醒。遗憾的是，这个提醒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面对棘手的社会问题，公民个体明知不可为而尽匹夫之力无疑是高尚的。不过，汪泳艳以身试毒不属于此类。何为“不可为”，不干净的路边摊有着庞大而稳定的顾客群，显然不是什么不可为之事。而且，坚持拍照取证、打包检验等汪泳艳说的“不可能”，窃以为，这些也都是可能的。媒体能一次次曝光食品安全问题，公民个人其实也可以，更有可能，律师出身的她会做得比记者更好。
本报记者李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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