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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在山东大学作《收入分配改革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的专题报告。郑功成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改革,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生问题,而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等纵横交织的综合性问题,成为当前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
郑功成提到,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蛋糕”的分配政策实际上是不利于居民的。他去年到天津一家国企调查,一个技术女工,16岁进厂,工作21年,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月才收入2000元;再到北京企业调查,一线的劳动者,扣除“五险”之后到手的也就是2000元,普遍偏低。
“一线劳动者的收入低、居民的收入低,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收入低,国家怎么发展?”郑功成认为,多数人的收入处在一个低收入的状态,必然会影响消费能力,也是造成当前消费增长不如预期的根本原因。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必须解决的问题。
2007年郑功成到瑞典调研,瑞典放了一个关于我国生产玩具的电影,高强度劳动、到处充满了粉尘的工作环境,还让加班……为此,瑞典甚至掀起了抵制中国玩具的运动。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不能这么低下去。”郑功成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低劳动成本,让全世界沾了光,结果GDP上去了,但民生改善有限。应该换一种思路,给农民工加100元工资,让他们也有钱能去买玩具。
郑功成呼吁,中国农村居民8亿多,相当于两个欧洲的人口,如果这部分人手里有了钱,中国的GDP再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郑功成认为,上世纪80年代讲“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是非常合理。然而,鼓励先富的关键在于是怎么富的?一次,郑功成到山西某县调查,问“这里有没有亿万富翁?”,结果对方说“我们应该不少于50个。”当时郑功成对一个30万人口的县竟有50个亿万富翁不太相信,但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仅这个县组织的一个慈善晚会就受捐了38.5亿,如果按平均每人捐5000万元、又不是“裸捐”推算,就应该有77个亿万富翁。这些财富是怎么积累的?这部分人是先富了,却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以本应与子孙后代共享的资源为代价,这是不可持续的。
违法者先富,完全不顾法律者暴富,这已不仅是分配的问题。必须得加快社会改革步伐了。
不仅做大蛋糕,而且要分好蛋糕。郑功成认为,构建长期公正的社会制度,首先是理念要更新。30年改革的经验证明,不是经济增长了,社会就公平了,所以一定要把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放在并重的位置,才能利于继续做大蛋糕。
要真正建成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郑功成认为,财政50%以上要用于福利和教育,香港1998年就是这样,教育统筹局、卫生福利局用50%多,其他的十个局加起来40%多。还应通过政府减税,提升劳动报酬。目前我们的税收增长太快,GDP增长不到百分之十,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所以减税是一个必然趋向。
社会保障应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基本制度。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的作用是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雪中送炭”是在共同贫穷的时候讲的,现在社会保障要跟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协同推进,成为调节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基本制度,甚至是根本性的制度。通过覆盖全面的养老保险制度,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