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罚单”案缩水十倍的疑惑_新闻台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郴州农民李清卖山寨羊毛衫遭遇“天价罚单”一案，又有了新的进展。“李清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991859元。”尽管得知判决的罚金比曾经的2151万元少了十倍，但李红英还是被巨额罚款吓得目瞪口呆，“我们夫妻如何拿得出这么多钱呀？”(《三湘都市报》5月21日)

　　作为司法纠错机制，再审程序的启动，让这个影响全国的个案公正审判有了更完备的保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曾经作为判处被告人李清被罚2151万元，突然间锐减至199万元，缩水程度高达10倍，其间的巨大落差，即让当事人迷惑，更让公众不解。

　　现在，法院并没有向社会公布罚款金额缩水的原因和理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出现这个结果，也许是现在的司法机关计算正确，或许是先前法院审判认定金额正确。倘若是前者，如果没有媒体和舆论的持续关注，如果这个案件没有发回重审，那么，这个案件就不会有罚款金额严重缩水的审判结果。因为，如此大的罚单，根本反映了司法人员，要么是素质低下，要么有意陷害人于罪。就目前透露的信息判断，执法者对于这起“天价罚单”案审理，是基于维护本地名牌羊毛衫企业利益。正是因为带着这个执法目的，罚起来自然会出手狠一点，但这一狠劲，不仅使法律丧去了公平与正义，也让法律成为一种被人利用的手段。

　　单就“天价罚单”缩水一案而言，我觉得，相关执法者有悖基本法律常识。执法者他们原本可以通过常识来对真相做出基本判断，进而努力查找可靠证据，最大限度地给予违法犯罪者公正处罚。然而，从这个案件，包括这次复审程序，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公安机关查找证据的信息。正如李清的代理律师王福奎所言：“公安机关在搜查李清店铺清点扣押物品时，李清本人未在扣押物品清单上当场签字捺印，从庭审上警方出示的情况说明看，足以说明假冒名牌羊毛衫的数量不能认定”。

　　从某种程度上讲，“天价罚单”案也凸显了选择执法的遗憾。放眼当下，我们似乎对类似小虾米式的执行对象，总是出重拳，出乎常人意料。比如平顶山“天价过路费案”，也开出了368万元的巨额罚单。而对大象级执法对象，总是“心太软”，出手软绵绵。比如，达芬奇家具造假案，与李清卖山寨羊毛衫几乎性质相同，有媒体统计其近3年的相关财务报表显示：仅2007年一年，达芬奇在上海的营业收入额就高达1.5亿元，3年来，公司各项销售业绩均呈攀升状态，2010年一年销售额高达4.14亿元。可是，上海工商部门却开出了133.42万元罚单。

　　两相对照，则不免让人觉得，这样不对称的处罚对李清来说，并不公平，对于遏制制假和售假也未必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实在让人忍不住联想：要是这样处罚毒胶囊，普通老百姓就不会担惊受怕了；要是这样处罚康菲石油，漏油问题早就解决了；要是这样处罚地沟油，消费者再也不会用餐之苦了。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赞同对卖假羊毛衫的农民进行法律惩罚，只是觉得，执法者不能选择性执法，倘若我们每项执法活动，专门针对小虾米级对象，不惜重拳置于死地，而不是致力于常态性执法，将矛头对准大象级企业，那么，执法者的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难以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