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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敦基
确乎,新闻无学,记者无学。问题是,记者一旦有学,那就了不得,那就使记者通晓世情这个天然的长处马上得到升华,爆发出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天才之花。
前几年了,有个专家断言:大陆没几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作为社科工作者,我没什么反应。但面对媒体当时的疯狂鼓噪,我很想说一句:难道如今有合格的记者吗?当时忍住没说,现在说说无妨,都过气了。
只是时到今日,好像仍然没有公认的名记者。当然,今天没有名记者,不一定是记者本身的问题。但是,卡普钦斯基这个名字,足以使将原因全归之于外部因素的我们羞愧。
卡普钦斯基,波兰人,1932年生,1956年成为记者,2007年去世。他工作的环境与我们相差无几,但他在1978年出版的《皇帝》一书,很快被译为英文和德文,在世界上一举成名。随后,他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题材的《伊朗王中王》在1982年问世,又被迅速翻译成多种文字,好评如潮。我自己正是从这本书得知作者姓名的。在书店里第一次买到他的书,则是《和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了。
《和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不像另两部书一般以报道神秘地带的政治大事取胜,但一定蕴含了卡普钦斯基成功的一部分奥秘。快速读完全书,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现存西方第一部伟大历史著作,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出版了王以铸的译本,我也曾读过。但是看卡普钦斯基读《历史》,仍然时有开悟,有时不禁击节赞叹。
如《历史》卷首前五节写的是希腊与波斯争战的原因,第六节就扯到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身上去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突兀的开头?卡普钦斯基说,这就是希罗多德的写书技巧。一本书的开头必须吸引人,而以女人被抢这样的事作开头,是多数读者感兴趣的。这个说解显然别开生面,而又言之成理。
像这样的解读到处都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希罗多德记载下多个民族的历史故事,卡普钦斯基就问,希罗多德以什么身份出行远征?他是一个商人吗?抑或是一个外交家?他是一个间谍?还是一个旅游者?他是怎么去记录当时人的讲述的?凭什么人家要跟他讲述?……诸如此类,他在一本陈旧的历史中读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
当然,这本书不仅是古代历史的解读,书中还穿插了作者在印度、中国、非洲等等担任驻外记者的复杂经历。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确实别具只眼。卡普钦斯基走遍世界60多个国家,亲历27场革命和政变,4次被判死刑,40余次被拘押。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希罗多德心心相通他们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者。
如何成为一个名记者?卡普钦斯基就是最好的解剖对象。确乎,新闻无学,记者无学,问题是,记者一旦有学,那就了不得。那就使记者通晓世情这个天然的长处马上得到升华,爆发出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天才之花。
而记者的领导者们,千万不要再被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实用主义蒙蔽双眼。希罗多德是波兰人吗?伊朗与波兰有啥关系?关键是人尽其才,更关键的是,你要写得足够好!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卡普钦斯基著,乌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