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7日的广州东部（增城）城市副中心规划咨询研讨会上，广州市副市长、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针对各位专家提出的诸多建议和意见进行了回应。曹鉴燎表示，增城将在下一步组织广州东部城市副中心规划设计方案全球招标竞赛，要力争实现规划设计100年、300年乃至1000年不落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现代城市发展的典范之路。（5月18日《广州日报》）

　　规划设计千年不落后，这样的雄心着实令人震撼。只是不知，这样的雄心到底是为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改造造势，还是抱之以对规划设计科学的顶礼膜拜，尚待追问。

　　放眼国内，历经千年的建筑设施虽有那么几个如长城，但今天依然能够发挥当初功用的除了都江堰、运河等少数几个外，绝大多数只是沦为供人观瞻的景观。而在另一个文明古国罗马，建国之初修建的一些城市排水设施，至今仍旧在发挥着正常功能。以数千年前古人的科学知识，他们没有“穿越”的奇迹，不可能料见若干年后的今天，他们所能有的，只是最大限度遵照自然规律，扎扎实实。

　　然而，历经数千年，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数不胜数的“短命建筑”。对此，浙江大学教授范柏乃曾指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年至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

　　建筑短命的背后，是规划的短命。说实话，规划作为一门科学，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人对现实认识和对学识运用的可能失误，但我们应当确信，以今天的规划技术水平，绝非数千年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规划之所以短命，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插手过多，外行领导内行，科学屈从于行政力量。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就认为，现在“一届领导一套规划”，新官不理旧事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之一些领导为追求GDP，追求标志性的轰动效应，规划自然如面团，修改越来越多，方案越做越大，所谓规划实则变成领导的一句话，最后成为作领导嫁衣的“鬼画”。如此一来，对既有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对人文古迹尊重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规划的科学性自然难以得到有效彰显，短命规划也必定催生更多的短命建筑。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高楼接连拔地而起，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社会存量财富还包括许多资源，在这样的大拆大建中灰飞烟灭。

　　树立放眼千年的规划思路，这确实规划设计业者应当矢志努力追求的宏伟目标。但规划设计能否如此所愿，权力意志首先必须保持足够地敬畏。只有当科学话语权得到充分保障，规划设计才可能回到尊重科学的既有道路上来，科学才可能令规划乃至建筑“延年益寿”。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