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阻止了我们施救的良善冲动_新闻台

　　近日东莞一女子被小偷偷包，一巴西籍男子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团伙报复群殴。其间，数十名路人在现场，没人设法施救。事后警方深入调查，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昨日，该巴西籍男子获颁见义勇为证书，以及5万元奖金。

　　喜欢围观，似乎是国人的一大“癖好”。对于国人这种劣根性，鲁迅先生在其名著《药》中，早就有过深刻的挞伐。而东莞日前发生的“老外施救，国人围观”事件，无疑向世人再次提供了一个鲜活例证。

　　应当说，相较“都随身带刀”且“有十来个人”的小偷团伙，路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实际上处于弱势——每个在场者实际上处于原子化的孤岛状态，其力量自然是分散而微弱的，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与小偷团伙相抗衡。但，这并不能成为路人集体沉默而卸责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尽管面对强大的小偷团伙，要求现场者挺身而出或许不太现实，但偷偷地打个报警电话，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不过，对于现场围观的国人，显然不能就此断言他们是“道德冷漠者”。如果能对现场者做一个人格调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好公民、好父母、好儿女、好员工、好同事。显然，人类固然有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但也有爱人助人的美好诉求，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伟大的爱心理当有更伟大的力量，突破自顾自利的藩篱。由是，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国人出手相助、甚至打个报警电话的善良冲动？

　　小偷之所以敢于疯狂作案，固然有利用人们怕打击报复的趋利心理，但更多的源于这样一种现实：由于小偷流动性大，不易被抓获，即使被抓也只能认定现场查获的赃物；而现行法规对小偷的惩治也多以拘留或管制了事，因而很难对小偷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此外，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公众见义勇为的力量。现实中，“英雄流血又流泪”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公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并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抓小偷被打击报复后，如果小偷未抓到，受害人该找谁负责？正是此类问题让人们在面对小偷时，不得不做出理性的利益权衡。

　　可见，执法者欠作为、小偷违法成本低，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缺失，为小偷团伙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公众原有的那一点点良善的冲动，渐渐消弭或收敛，以致变得麻木世故、胆小怕事，不敢再多管闲事。进而言之，从两名城管所谓“事发地不在其管辖范围”的骄矜与漠视，以及本案所呈现的地域治理生态中，可以窥见一个时代世风丧乱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