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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在法庭翻供并声称被刑讯逼供一事，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响。由于刑讯逼供的事情以往曾多次见诸媒体，谢亚龙的抗辩内容尚未得到证实，但司法机关已经面临新的很大形象压力。
谢亚龙的翻供不会减少足球黑幕本身的罪过，但如果他的指控属实，则确实是中国司法现状的新尴尬。前足球官员犯法，取证过程又被指刑讯逼供，中国官方的公信力堪称“屋漏偏逢连夜雨”。
上级司法机关有必要组成新的专案组，调查对谢亚龙等人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刑讯逼供的确存在，追究违法者是必须的。鉴于谢亚龙案的高知名度，应将此案的曲折过程当作全社会司法教育的一个契机。
但不管对谢亚龙的刑讯逼供是否真的发生过，都不应以此案否定广大公安干警和其他司法人员对维护中国正常秩序的贡献，进而将对足球黑幕的揭露变成对公检法的声讨。这样做在今天的中国是非理性的。
刑讯逼供现象被深恶痛绝，但却由来已久。它的大背景除了部分司法人员本身法制观念不强外，还有干警少、案件多，大量刑事案件需限期侦破等很多现实原因。实际上在全世界，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新刑诉法修正案就是用来规范司法机关办案过程的，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人不仅要求良好社会秩序，而且要求实现秩序的过程更加文明公正。民意的这个指向不仅清晰，而且坚决。
以往中国秩序和实现秩序的过程都比较粗糙，刑诉法修正案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落实到位。舆论借谢亚龙的抗辩而跟着爆发，实际是对落实刑诉法修正案的期盼。
中国社会追求进步的方式以往以动员和鼓励为主，现在正逐渐变成舆论监督和倒逼为主。新的方式毫不留情，以往树好典型变成了今天抓坏典型，社会进步的过程变残酷了。对此所有与公权力有关的人们必须加快适应，做各种法规不折不扣的遵守者。
舆论监督应就事论事，而不应推动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整体不满和不信任，损害司法的权威。司法机关则应积极回应媒体的每一次追究，既不隐藏问题，包庇违法违规干警，也不因为受到舆论的严厉对待而气馁。社会形成这样的互动关系决非易事，但它却是我们这个法制基础薄弱、社会现实又很复杂的国家必须锲而不舍的目标。
与先进的现代法治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治理的很多部件都还不达标。我们一方面要提升每一个社会公器的运行质量，同时要确保完善改造它们的过程不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削弱它们的作用，导致社会秩序在某一部位的真空。
如果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做观察，开放的社会通常会自然形成这样的平衡。但这种把握决不是绝对的，不需任何引导和促成。
认真追查谢亚龙提出的刑讯逼供指控，同时也把这件事置于它在中国司法建设中的真实位置，不姑息也不夸大它，这应成为中国社会对这一纠纷的集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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