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与官本位的合流_新闻台

刘洪波，知名杂文家。

　　冲击波

　　湖南省乒羽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穗失踪数年，直至近日代表澳大利亚出赛，才算有了下落。这件事，引起人们对优秀运动员加官晋爵现象的关注。

　　运动员是这个社会的特殊角色。他们负载使命，由“举国体制”包揽，从小就是以训练和比赛为全部生活的人。脱颖而出、摘金夺银者，实属幸运。对运动员，只看有人当官，不看有人潦倒，不可谓全面。但看全面，不意味着要赞同对运动员应当奖励官位或者任其潦倒。体育局下设各类运动管理中心、训练中心，就是“举国体制”的表现。若非体制如此，何须那么多体育官位？

　　像黄穗那样，当官数年，未曾履职，工资照发，官位不废，而人已在澳大利亚打球，这属于官员管理问题。但如果仅止于此，就还是在“举国体制”之下思考问题。在这一体制下，优秀运动员出任运动项目的管理和训练官员，不止是作为奖赏和安置有合理性，而且有益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因为更多的运动员官员不是空名，而是能干实事的。

　　只是“举国体制”已经显示了越来越多的弊病。它除了可以量产竞技金牌，既不增进全民健康，也不实现负责于运动员整个人生的发展。运动员不被解释为自由个体，而被解释为国家工具，由此带来运动员与国家关系的扭曲，围绕体育的叙事全部纳入“国家荣誉”框架。摘金夺银，是为国争光，同时要先“感谢国家”；竞赛失利，属于给国家丢脸，有时几乎被视为罪人。

　　“举国体制”对运动员身体和学习的黄金时代进行了征用，自然应当为这种征用产生的后果负责。优秀运动员之所以被赏官位，是因为在长期前途来说，国家对优秀运动员没有更好的奖赏。但在这种锦标主义的标准下，肯定有更多的运动员既承担了被国家征用后竞技失败的苦楚，同时未能获得响应国家征用的应有对待，于是对国家产生不满乃至抱怨。

　　一旦将体育从“举国体制”中解套，那么失去的或者是一些金牌，而得到的将是体育真谛的呈现，运动员个人兴趣和自由选择的恢复，以及运动员奖赏和安置上“国家主义”逻辑的废止。

　　放眼而观，社会体制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要实现对人的肯定，都只剩下给官帽子这一种办法，“赛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唱而优则仕”、“经营优则仕”等等，并无不同。一种正常的社会，不只是不需要“举国体制”的体育，也完全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废除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