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纯真年代吗？_新闻台

插图/王金辉H120

　　李宇春有首歌名叫《纯真年代》，歌词里写，小男孩，小女孩，曾一起看天空，童年的梦，少年追的风，最好的年代，最暖的记忆……普立兹奖史上首度获奖的女性作家艾迪丝华顿在1921年写过一本名为《纯真年代》的小说，1992年被擅长描绘纽约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写实派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改编成电影，故事背景设置在19世纪70年代，显见的流血和冲突被隐藏在看似优雅和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仪之下，表面的文雅端庄之下却是精于算计的残忍。小说作者将那一时代称为“纯真年代”。不久前，在一套“文化中国”丛书的发布会上，我又听到了第三种关于“纯真年代”的解释，自一位台湾学者口中。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了12册一套“中国文化新论”丛书，网罗了96位当时台湾30岁到40岁的青年学者，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反应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年青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这套书的出版编辑林载爵先生当年也年仅31岁。悠悠30年后，这套书被大陆引进出版，已是满头白发的林载爵先生讲起这套书的出版经历，充满感动的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人一事，而是那个被他视作“纯真年代”的台湾。

　　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依旧是延续中国19世纪末以来的反传统、批判传统思潮，以李敖和殷海光为旗手。蒋介石到台湾后创办了中华文艺复兴委员会，因此上世纪50年代出生长大的台湾人从小接受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教育，小学时有书法课，中学时《四书》、《五经》、《论语》、《孟子》是基本教材。因此，当时的台湾人一方面对传统充满着反感与批判，抵制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一方面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延续。上世纪70年代，一批从小在台湾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又到国外接受正规完整西方学术信念的学者陆续发表作品，提出对中国传统、近代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这也让当时的台湾学术界眼前一亮。

　　1975年，林毓生教授回到台湾教书，那一年形成整个台湾思想界和大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开始希望用不同角度解释，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年轻的学生都受到这批回国学者的观点影响，用不同的角度重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全面地做一个新的解释，文学史、思想史各阶段的研究，都处在这种旺盛热情的氛围里。

　　林载爵先生说：“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上世纪80年代像我一样的人，我们不去想推翻什么和批判什么，而是想着要去挖掘什么新的东西，要去创造什么新的解释。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年长一辈有成就的学者的作品一概认真地对待。那个年代非常珍贵，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值得珍惜的，一个纯真的年代。这样的年代再后来就消失不见了。”

　　或许文化学术界的事情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有感于林先生所谓的“纯真年代”。当今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归，他们有些抱怨怀才不遇，有些抱怨读书无用，有些抱怨没房没车，他们本是带着国富民强的美好憧憬回国，本应成为各领域拨云见雾、创造、掘新的推动者，不想却很快被国内牢骚连天的消极氛围所吞噬……我们真的不再需要一个“纯真年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