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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澳大利亚华裔，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学者、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
官商通鉴
戊戌政变（1898年）后，直隶总督荣禄调任中央，出任军机大臣，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被后世普遍解读为“顽固派”的“胜利”。
但是，当时的一些媒体却认为，这恰恰是为改革拨乱反正、保驾护航。《国闻报》将政变后没有大规模搞政治株连和组织清洗，归功于荣禄的理性，避免了“新旧两党正在相持不下，其不肖者则乘此离间宫闱，苟图富贵，其谨愿老成者，默不一言，而外人借端干预，讹言四起，公使朝至，兵船夕来，宗社安危，悬于呼吸，一或不甚，危亡立见”的危险局面。
亦有其他媒体称他为“老成谋国”、“补救时局，为中外所望者，其唯我夫子一人而已”、“佐朝延经武之谟，系天下安危之重”。
当时官方并未对舆论进行审查控制，媒体尺度和空间相当大，况且很多媒体都开办在租界内，没有必要随风倒。即便一贯主张激进变法的严复，在别人攻击荣禄反改革时，也为荣禄抱不平。
荣禄在甲午战后出任兵部尚书，就是一个活跃而低调的改革者，而出掌直隶之后，他的改革便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文教等方方面面。荣禄曾致信林旭，提出改革应“以补偏纠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这其实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而不是大兴土木的拆迁。戊戌政变前后，荣禄与中央的来往公文，谈的都是改革的实务，并未随风摇摆。
戊戌大折腾之前的一切改革措施，在流血“政变”后能够得到延续，荣禄功不可没，他还保护了不少改革人才，如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荣禄旗帜鲜明地提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为此，他不惜与反变法的刚毅等人反复辩论。
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荣禄认为：“（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这与伊藤的稳健改革思路完全一致。
荣禄至死都坚信，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但在“善求因革之宜”的同时，必须要“驯致富强之效”（荣禄遗折）。这点，其实正是这些在第一线的“挑担人”与“口水改革者”们最大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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