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缘何偏爱国外追逃还需"釜底抽薪"_新闻台

　　江苏无锡市公安局3月25日发布消息称，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孙峰“以个人名义先后骗取多名亲友借款1亿余元。去年12月28日举家潜逃境外。目前，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4月9日《新京报》报道）详细>>>

　　孙峰出逃后，“银行行长何以能轻松外逃”又一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仅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10多年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已逾万人，携带出逃款项逾6500亿元人民币。因此，4月6日在厦门中院公开审理的赖昌星案的进展和最终判决，对于中国的贪官追逃无疑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并因此备受国内外各方关注。

农行江阴要塞支行

　　欧美成为中国贪官的“出逃天堂”，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看中这些国家经济发达外，更是利用其与中国在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以及中方与上述国家之间缺乏引渡协议等漏洞。尽管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加强与西方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上的合作，但在贪官追逃方面依然面临尴尬处境；2011年，我国仅抓获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很多国家都废除了对经济刑事犯处以死刑的法律条文，他们认为经济犯罪涉及的金额再多，也不能等值于生命；而在引渡过程中，他们试图将上述法律标准作为筹码强加给中国。

　　无论是否愿意接受，从尊重现实的角度出发，短期内中国在贪官追逃方面的确面对两难困境：要么承诺轻判，实现遣返；要么拒绝承诺，放弃遣返。而无论中国在此问题上采取何种立场，客观上都会起到鼓励贪官外逃的反作用。原因很简单，如果中方坚持自身立场，与西方在遣返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即便双方签订了引渡协议，对方还是可以做出不引渡的决定；而如果中国接受对方开出的引渡条件，做出轻判承诺，对于贪官无疑是一种变相庇护，并可能损害我国法律的独立与公正。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在贪官追逃的问题上，尽管处境艰难，中国还应秉持一贯“有理有节”的处置方针。主张通过从轻判罚贪官来换取西方遣返意愿的论调，不仅有辱国格，更是广大群众所无法容忍的。在遣返贪官的交涉中，应向对方明确中国的底线，不拿根本性原则来作交换；在一些细节上则可以展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同时做好解释沟通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对方的理解和配合。

　　另一方面，比“追逃”更紧迫也更有效的，还在于“治逃”；即通过釜底抽薪，彻底斩断贪官外逃的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治逃”的本质还在于反腐，尤其是构建制度上的防范措施。比如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严格审批和限制官员及其子女亲属出国居留等涉外活动、杜绝“裸官”的存在，堵死贪官外逃的后路；加强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和其因私护照的管理，防止贪官借“出国考察”或者个人旅游的机会作为其逃脱罪责的最后跳板；根据双边或者多边国际公约、条约，加强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活动。总之，治标还需治本，倘使一个社会吏治清明，又何来官员外逃之忧？（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