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一年多来，温州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民营企业最有活力地区的无限风光不同，此时的温州呈现的是一种危机四伏的形象。一方面，在那里发生了最激烈的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老板跑路、自杀新闻，大量民间借贷纠纷，举国关注的吴英案；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同时一片凋敝，外贸业、制造业利润下降，民间资本不敢往实业投却又不知如何去。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共荣共辱关系在温州得到了最好证明。

　　但福兮祸兮的定律再次生效，温州恰恰因为此次大危机、大阵痛化危为机，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良机，那就是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在温州，有充足的理由。首先，温州有最发达的民间金融网络。摆在台面的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藏在地下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乱象到处存在，唯独于温州病患尤深，要整治自然要从病患最重的地方下手；其次，温州有最成熟的民间金融意识。这不是悖论，而是一个逻辑链结出的果子，温州金融危机最深，但这里的金融从业者、实体企业家对于金融之重要性的感悟也最深，他们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也最强烈。

　　坦白说，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在哪里设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改革试验区”。“试验区”就是名正言顺大张旗鼓的改革，中国改革在过去几年被频繁呼吁，但往往在实践层面却落地很少。在我看来，“试验区”这三个字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而让人们对更多领域更高程度的改革有了向往。我在此斗胆呼吁一句，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跨出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子了，那么其他领域的改革呢，医疗改革呢，教育改革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呢，能不能有更多个温州式的试验区？

　　为什么温州能够出现一个金融改革试验区？我认为，根本上是民间力量倒逼与官方顺应民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亲自到温州调研，这是“试验区”在顶层突破的关键。而起到根本作用的则是浙江以及温州地方政府，他们同样有推动金融改革的动力。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要来温州呢，因为有着金融病症的地区绝不只有温州，而是遍及全国，金融危机已经在中国经济社会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为什么当地政府有推动金融改革的动力呢，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具体的管理问题，无论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社会稳定都需要解决金融危机。

　　这么说吧，恰恰是因为金融影响之广泛，尤其在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金融与当地经济，当地社会发展，当地百姓长治久安得到了最深刻的结合，才导致金融危机不得不去解决，不解决就出大问题，而要解决就只能改革。这样的逻辑有没有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最初的动力。换个角度说，“试验区”的设立，恰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强大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逻辑自然演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