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协管理体制的改革，关键在于总局是否放权。只有总局下定决心放手，足协才能彻底实现协会制。”本报记者多方征询看法，大家的一致意见正是：改革关键不在足协，在总局。

　　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制度下，最大的行政干预体现，就是总局插手中国足协的各项事务。从职业联赛的赛制、组织模式，到青少年的培养和国家队主帅的聘任，处处都有总局干预的痕迹。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和南勇，甚至包括韦迪，他们领导下的中国足协，受制于体制，首先要对总局负责。可以说，中国足协就是总局的一个“执行办公室”。据说，谢亚龙执政时就曾自嘲“足协是总局的办公室”，他只是个“办公室主任的角色”。

　　如此尴尬的定位和角色，让足协的工作重点，不得不围绕着奥运会和全运会进行。备战奥运时，总局领导不仅干涉联赛赛程的制定，要求必须为国奥让路，当崔大林主管足球时，甚至要求国家队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和国奥备战奥运会的时间，每年不少于180天，留给联赛的时间不过6个月……联赛纪律处罚、国字号集训和备战计划、商务开发等等，都必须听命于相关领导，足协的确成了“办公室”。2004年和2005年，总局领导强令中超效仿NBA，采取南北分区赛制，要不是郎效农等人拼死扛住，只要把方案递到总局，中超就将被割裂……

　　不仅如此，总局领导还频频插手各级国字号队伍的主帅选拔。米卢是徐寅生当年一句话的结果，裴恩才担任女足主帅，也是通过总局领导完成的；崔大林还曾点名福格茨担任2008国奥主帅。2011年8月用卡马乔换掉高洪波，总局领导没有向高层陈述换帅时机不合适，只要求足协必须换掉高洪波……至于足协的管办分离等问题，总局领导拨专款要求政策法规司等部门调研完成改革方案，而不是由最熟悉情况且最应该扮演主要角色的中国足协来主导。当总局相关调研单位的方案实在不切合中国足球实际时，才不得不让足协上位拿方案。所有这些表明，总局把足协牢牢掌握在了手掌中。

　　因此，无论是协会化还是“小中心、大协会”，都需要总局放权。只有总局放权，改革才能进行。协会化是发展趋势和方向，是足协与国际接轨的最好体现。但这也意味着总局全面放手，不再拥有对中国足球的管理和控制权。总局也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让足协达到改革的目的。当然，总局的顾虑，可能是一旦足协彻底协会化，篮协、排协等也将纷纷效仿，总局将失去对多个项目中心的控制权，这可能让他们在行政体制范围内难以接受。正因如此，就更需要他们拿出极大的勇气。另外，足协协会化，还意味着总局高层将失去足协主席位置。因为，依靠选举，对足球业务并不熟悉的总局高层似乎很难当选。

　　其实多年以来，外界诟病的并非足协本身，而在于总局和足协的行政关系。总局放权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小”的足管中心实施监管并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然后由足协自行决定与业务有关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