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名，是一种前科学的事情。在科学到来之前，每个事物都要有它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名称。这些名称，可谓身世神秘，谁也说不清它们的来历，它们体现着原始居民的认知能力、生动想像、无羁天性和朴素心声，与事物亲密无间地结为一体。

　　在潮汕方言中，花生叫“地豆”，萝卜叫“菜头”，外地人听了莫名其妙。殊不知，花生又叫“落花生”，属豆科植物，“地豆”一词，既点出此物是“豆”，又道明生长于“地下”，词意显豁、生动。而萝卜，无疑是蔬菜，且食用之部位在于此物之“茎”，硕大如头，称之为“菜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其它，像红薯叫番薯，豌豆叫荷兰豆，“番”和“荷兰”，不就点明了此种植物移植自外国么？

　　科学是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它的崛起，令所有原生事物惊恐。它一路“风卷残云”般的行径，似乎天生地有一种“号令天下”、统一天下事物名称的使命。它以一种近似符号的规格化新名，取代了与事物有着血肉联系的原始名称。比如，西方农人所称的“魔鬼的信使”，被科学定名为“狐蝠”；南美洲人所称的“上帝的苹果”，被科学定名为“西红柿”；美洲印第安人所称的“饮太阳血的鸟”，被科学定名为蜂鸟，等等。

　　最有趣的，莫过于熊猫了。大陆所称的熊猫，即大熊猫；在台湾，则被定名为“猫熊”。如果按中国汉语的“偏正结构”构词法的词性来分析，此两个定名差别还是蛮大的。熊猫，着重点为猫，说的是一种长相像熊的猫；猫熊，着重点为熊，说的是一种长相像猫的熊。科学啊科学，你说说，该如何厘正规范其名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