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中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步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出征前的军训，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然而，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尚不足一年，是“疲惫之师”、“穷困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战无弹药，食无粮草。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全国抗战爆发为解决红军的改编和给养问题创造了机会

　　1937年7月中旬，再上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

　　而国民党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并未理会共产党的宣言，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面会蒋介石，“力争无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项条件：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抱定“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私下也未让周恩来等在庐山公开活动。

　　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周恩来等便第二天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在全国抗战之大势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方针”。红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于7月26日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我们改编3个国防师1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并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3个师1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27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但因“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显然，为抗日、为民族，中共已做好单方准备，做好不要国民党给养，“吃野菜”、“筹粮”的准备。同时，因恐国民党限制给养，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多留地方部队的方案。

　　7月中下旬，时局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27日，他通过西安的蒋鼎文催促中共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发表3个师的番号和师旅团长、政治主任的名单，提出以康泽为政治副主任。28日再定改编后的参谋长职人选。

　　蒋介石急请红军出兵，使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从前几天的义愤中平静下来，要求：“（1）8月15日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在这6项要求中，首次提出弹药补充，表明中共意识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红军急需解决的不仅是经费和衣食，而且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