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观察

　　十年前，农村人付梅花做“钟点工”，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新鲜词，她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她的同行少，雇主也少，时薪是5―10元/小时。

　　十年后，周边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建起，居住环境改善；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得不把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之中，无暇顾及家庭繁琐的劳动和事务。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社会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提高。另一方面，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移民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退休来深与子女团聚养老的老年人数量也增加。

　　这让保姆市场的“供”与“求”数量均呈直线上升状态，服务价格也翻倍，“保姆村”也正是在这十年间逐渐形成。

　　而这次探访，也改变了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原有认识。

　　与以往报道中出现过的，在城市发展中耗尽青春，再一无所有被城市抛弃回乡的案例不同。或许因接触的服务对象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白领家庭，平时更易耳濡目染，城市化的印记在“保姆村”务工者的身上更为明显。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打工挣钱后，都在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或县里购置了房产，打算退休后到城里养老。她们有些人已习惯大城市生活，反而不习惯家乡，她们想留下来，却又不被城市所接受，这让她们很无奈。

　　她们也更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零花钱上对异地的孩子进行约束，并经常通过电话和接到身边过寒暑假的方式加深亲子之间的感情。不少人意识到社保的对退休生活的稳定性，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政策，并希望能开放个人缴纳。

　　同一时间，自2005年10月开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她们的家乡也发生了不小变化：税收、建房和土地上的优惠政策，以及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上给予的支持等，帮助她们减轻了一定负担。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选择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姆村”很难找到80后的身影，她们对个人社会身份的认同更为重视。“再过十年，可能农村做保姆的人会越来越少。”孙细妹的女儿钱云红说。

　　另一种声音却并不悲观。毕竟与其他工种一样，保姆职业也是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当市场需求显然是越来越多，如人力资源上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聘请保姆的费用将加大，届时其地位和社会认同度均将提升。“如果到时没人做，那就提高工资好了。”这是采访结束前，付梅花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