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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
突围方针确定后，8、9月间，中共中央在宣传、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刊物《红星》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提出：“我们更要在远殖的行动中增加我们的兵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白军，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我们要反对对敌人后方的恐慌观念……要在抗日先遣队胜利的开展之形势下，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尚在休整。
此时，国民党军久攻之下，师劳兵疲，且因长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蒋介石本人对战局估计十分乐观，9月6日，蒋在日记中预定计划：“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之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
正是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国民党军在9月底才开始新一轮进攻，应该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为长征进行的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是较为充分的。在武器弹药、粮款筹集、兵员发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长征初期的回忆文章写道：“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
耿飚回忆，出发前，“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而重伤员和病号，则被安排到群众家里。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
1939年，当李德在共产国际遭到批评并接受了大部分指责时，仍然特别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借鉴意义：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二十八）
历史：《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黄道炫
定价：49元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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