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汉良，采访生涯三十多年，目前在港、台和纽约报章撰写专栏。

　　环宇万象

　　美国公共电台颇受欢迎的节目《这种美国生活》的主持人格拉斯上周尴尬地宣布，该台今年一月根据一出独角剧《史提夫乔布斯的痛苦与欢愉》的内容所播出的节目，由于节目针对富士康工人的描述，多处存有严重失实和捏造成分，“我们在此收回之前的广播，因为我们不能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节目只是节录自迈克戴西的独角剧的内容……戴西向我和节目监制都讲了大话……我们错了”。

　　戴西宣称他去年私下曾经到访深圳和苏州的富士康厂房，并且采访了多个员工，之后就编写了一出名为《史提夫乔布斯的痛苦与欢愉》的独角剧，一直在纽约公共剧场上演，深受各界重视，亦为戴西带来名利双收。

　　上述这桩新闻，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美国的传媒一般很负责任，勇于认错；第二，美国传媒经常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来瞰视世上一切事物，特别是涉及美国本身。如果富士康工厂不生产iPhone或iPad，而是一家生产劣质袜子输出南亚国家的山寨工厂，我敢担保，戴西也许不会千里迢迢跑到深圳和苏州私访富士康，美国也没有人会对他的独角剧产生兴趣，更遑论将故事添盐加醋了。

　　美国人对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产生兴趣和同情，是因为他们都有罪恶感，他们隐约都好像要为他们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富士康员工负上道德上责任。他们一边肆情享受苹果产品为他们生活所带来的方便和乐趣，但另一方面又因为难以补偿富士康员工所受到的“剥削”而感到歉疚。但他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员工在踏进富士康之前，又是在做些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早就在1997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低收入的低下工作，总比没工作要好。克鲁格曼知道他这种观点一定受到其他美国人调侃，但克鲁格曼希望美国大众了解，他们所界定的道德标准，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年代，已经是过于简单和肤浅。

　　在美国德州的奥斯丁，最近亦发生一宗传媒道德审判事件。当地正在举行一个类似嘉年华式的电影和音乐节，赞助商以日薪不少于50美元雇用了13个无家可归者当作“人肉4G宽频发射站”，他们穿上大会标志的衣服，并背起一个宽频发射站，在人丛中出没，方便手机用户打电话和收发资讯，群众又可以捐钱给人肉发射站，一举数得。

　　岂料，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大肆批评赞助商剥削无家可归者，以可耻的工资劳役他们从事毫无尊严的工作。加拿大一份杂志形容事件是“可耻的市场营销伎俩”。

　　这就是美国等西方传媒的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