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9日，齐鲁晚报刊文，从一名基层官员视角解读官场的“酒经”。文中说“酒精”的考验让公职人员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不少人都从内心抵触，但却是身不由己。酒充当了关系运作的润滑剂，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基层官员甚至觉得自己仕途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酒量不够大。

　　在笔者看来，“酒量影响仕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能喝干部更容易提拔”这一现象在部分地方确实存在。“金杯银杯不如小酒杯”、“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才放心，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这些顺口溜成了“酒量代替能量和工作量” 的鲜明佐证。原本一项生理功能，居然和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等“硬杠杆”并列成为了提拔干部的因素，着实尴尬了许多人，让酒量浅的同志情何以堪？由此看来，“喝酒伤人”的确不假，善饮的伤了身体，量浅的伤了前程，公款吃喝更是伤了百姓的民心。

　　除了俄罗斯，很难找出比中华民族更好酒的民族了。好酒的传统使得古往今来的诗歌中多是赞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情和洒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却少之又少。今天，好酒的传统在官场内被发扬光大，酒量好的同志被认为豪爽、实诚、义气，有担当，映射到政治品格和工作能力上就是敢做、敢闯，在改革创新的潮流中勇于开拓，积极进取。除此以外，还有一层许多人不愿挑明的意思：能喝酒的人被人认为是讲义气，重感情，知恩图报，这样的同志领导更喜欢提拔。

　　在好酒的传统下，酒量决定了社交能力，社交能力又决定了办事的能力。我们现在某些领域存在的制度不完善、监督的不健全、人情大于法规、规则被人为改动的状况，为某些人依靠人情关系办事的创造了市场。而喝酒公关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协调就是喝醉”“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在酒桌上说事的规则里，人人都在比拼酒量，如果都和笔者一样上场喝几杯就醉，“三两的量根本打不下来一个场”，还怎么和人家说事？这样一来，酒量好、善协调、能公关的同志提拔的快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酒量影响仕途”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的存在伤害了勤勤恳恳不善“酒场交际”的“老实人”的积极性，助长了公款吃喝风，加剧了利用“潜规则”办事的不正之风，必须加以整治。这就需要我们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材标准，规范选人用人的机制，完善干部考核标准，考准干部的“德”，量准干部的“绩”，让干部凭实力而不是凭酒量说话；需要我们加大对公款吃喝的整治力度，压缩公款吃喝的支出，强化问责机制，刹住“酒桌政治”的歪风；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我们铲除“酒桌上说事”的土壤，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令必行，让公务在规则中运行，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拒绝“潜规则”，不打“擦边球”，彻底改变“人情大于法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