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的生理系统难免出现滞胀与失调。公务员退出机制、干部能上能“下”是一道多元多次的政治综合题。

　　3月19日下午，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全省市、县组织部长培训班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完善选人用人制度，积极探索突破重点、难点问题的新途径，对干部不能“下”的问题，打通干部在不同体制流转的问题等，作一些制度性探索。

　　公务员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意味着一旦成为公务员，就坐上了“铁交椅”捧上了“铁饭碗”，进了“保险柜”，只要不得罪人、不犯错误，就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而不必担心从位上“下”来。“上”为必然，“上”不了则“心理躁动”；“下”为异类，“耻”莫大焉。于是乎，“上”“下”失据，“进”“退”两难。

　　一个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的生理系统难免出现滞胀与失调，同理一个缺乏正常进退机制的公共管理系统必然导致系统膨胀、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与创新不足，这也是我国公务员管理体制之积弊所在。体制也尝试作自我修复，早在1993年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出现公务员退出雏形；2008年印发的“反腐五年规划”，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公务员退出机制渐行渐近。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落差，公务员退出仍然出现“肠梗阻”。主要表现在：公务员退出的数量与比率严重偏低。据原人事部公布的数据，从1996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19374名公务员被辞退，年均辞退率只有0.05%；退出方式、结构不合理。现行的公务员退出有试用期满不合格取消录用、开除、辞职、退休等几种，除去退休，辞职最为常见，较为严厉的开除、辞退难得一见。而辞职、免职、撤职的官员很多都通过“高调免职，低调复出”的方式再次上位，把退出机制的效能消解殆尽。别说淘汰庸官，连公众眼中的劣官也难以清退出列。

　　一项被社会热议多年、取得广泛共识并在体制层面得到体现的重大议题，其意义自不必言，只是公务员退出机制、干部能上能“下”是一道多元多次的政治综合题，仅在“退路”一元上求解显然不够。公务员退出机制可行的政策建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建设，形成以《宪法》为基础，《公务法》以主体，包括处分条例等一系列针对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精细化相关规章、条例，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压缩相关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建立科学、公正、长效的考核机制，对公务员绩效进行严格、客观、全面的量化考核是国外公务员管理的一项重要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选择，而在我们暂时还是一块短板；推行政府雇员制，降低职位的附加值和公务员的期望值，让退出变得更加轻松与体面；公务员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与社会接轨，既剥除多余的福利，亦为他们在不同体制里流转理顺关系。

　　适度打破公务员管理系统的封闭性，将公众评议、社会监督等体系外能量有效引入，亦为一条可行且必经之路。可以相信，如果公众真正拥有公务员去留、上下的票决权，许多陈年陋习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