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15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发问“谁来种地”、“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当下农村青壮年劳力集体出逃打工。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杂牌军”来承担，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并且普遍缺乏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院士们认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

　　两会上，袁隆平对湖南农村的调查显示，去年一亩田农民只能净赚7块5。种地一年不敌打工一月。看起来这是“打工”与“务农”在“抢口粮”，其实这是城乡矛盾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现象早有观察，他们认为农村中农民的贫困化和城市中的“住宅短缺”本质都是城乡矛盾问题，而解决之道在于彻底消弭城乡差距。

　　反观当下中国，马恩的这一预见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农村“无人种地”和城市“房产泡沫”其实是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体两面。对于现代农业来说，“资本化”和“规模化”是必经之路。但是为何许多人一直对此态度谨慎。就是因为早几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业下乡，结果却钻了政策的空子“种房子”“种高尔夫球场”，极少愿意种粮食。结果，农业没发展，却肥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腰包，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

　　因此，不少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往往会被农民批评为“口惠而实不至”。“二战”后，西欧因工业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一度迅速拉大。但这些国家相继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业经营者须获得与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同等的经济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在工业经济腾飞之初，即1961年就及时制定以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实现务农劳动者和其他行业劳动者收入均衡为目标的《农业基本法》，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等等。日本农民普遍“中流社会化”成为世界农村一景。

　　可见，“农业法制化”一方面可以使中央对农业的补贴和惠农措施落实到位，不被截留被挪用，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农业的资本运作，真正做到“送戏下乡”。前者避免了“谷贱伤农”；后者则杜绝了资本泡沫对农民的伤害。我想这就是院士们之所以提出要“从战略上”研究新生代农民不种地问题的意义所在。

　　当下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固然重要，但是这仅仅解决了“谁能种地”的问题，而解决“谁愿种地”的问题只有从根本做起，从基本法做起。期待院士们“敢问谁来种地”不要变成“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