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观察

　　“富二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富二代”不是一个娱乐现象，而是经济现象、社会现象。

　　在开完今年“两会”返粤的航班上，知名女企业家、55岁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再过十年，将直接交班给儿子。眼下，她的一个儿子已进入内部管理层历练，为接班夯实基础。众多企业家对家族传承和“富二代”欲说还休，在这点上，张茵无疑是相对坦诚的。

　　珠三角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新中国第一代的创业家在此萌生。如今，最早的“创一代”开始步入古稀，虽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过接班人的传承于他们可谓迫在眉睫。2012年，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75岁、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70岁，这些成名已久的企业家曾经也为接班问题饱受困扰，也最先探寻如何破解传承问题的密码。如同家族企业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传承方式的选择，亦无优劣之别。梁庆德坚定授业于子、何享健选择大股东控制，同时代同地域“创一代”不同的选择，给后来者提供的不是价值的判断，而是路径选择的方法。

　　另一家知名的珠三角企业，华为，68岁的任正非在2011年底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内部文章，首次公开谈及“华为的接班人问题”，并明确表示，华为将从“轮值COO制度”过渡到“轮值CEO制度”。华为的这种接班人群体的制度设计，无论是模式再创新抑或为更深远的过渡安排做准备，都为我们观察珠三角企业传承提供了另一种观察的角度。

　　更多的珠三角创业者，即便是已掌控上市公司的“创一代”，多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年龄层集中在45岁—55岁左右。虽然接班问题对他们尚待时日，但在未来十年，这个群体就将密集地进入到交接期。如果说当下开启了珠三角企业接班的序幕，那么未来十年就是富二代全面进入“接班季”。我们不用担心“创一代”本身对如此重大问题的未雨绸缪，只是，当“富二代”已然进入到接班掌权关口的时候，这已不止是经济范畴那么简单。

　　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范希尔用过两个比喻形容两种代表性的传承模式———交棒和赛马。交棒时候选人很早就选出来了，它的风险在于这个继承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领导公司继续前进？而赛马中，两个或更多的候选人被挑中竞逐接班人，这个过程可能非常残酷，如何保证企业内部的和谐则是重大挑战。从传承的角度说，珠三角企业家能否依托这些经典的论述和先行者的经历，寻找适合自身的“接班”路径，将直接决定“富二代”群体的不同表现并造成分化，它们各自企业未来十年的生长成败亦紧系于此。

　　本报财经评论员吴江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