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3月18日《人民日报》)

　　其实有关公务行为终身追责制并非新规，也非首创，前几年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就出台过类似规定，而且在司法审判和追责案例中已经落实。比如2008年云南法院系统出台过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终身追究制；去年年底最高检也出台政策规定，明确表示检察官实行终身追责制；去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已经退休的领导干部，江苏电大后勤处原副处级调研员王世明,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去年安徽和县碧桂园土地案的处理上，已经离任和县县委书记的临泉县委书记朱爱民遭到撤职，而其他几位遭受处分的领导干部均是职务已经发生了变动的干部。

　　然而，要想公务员的公务行为终身追责制度真正产生作用，有效的约束公权，遏制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笔者认为，落实公务行为终身追责制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向香港和外国学习，司法上实行终身追诉制度，对于公务员的公务行为的追诉时效不设置年限限制，可以永久追诉。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追诉时效制，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有期限限制，超过了期限就免除追责，不再追诉。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换言之，一旦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检察部门就不能依法对公务员的违法违纪的公务行为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给予刑罚惩处，终身追究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就沦为了一纸空文，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笔者认为，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实行终身追诉的时效制度，可以让违法、犯错的公务员永远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期，即使犯罪行为过去N年依然有可能遭到起诉，被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公务行为终身追责制的威慑力，才能真正约束公权力的行使，才能有效的预防腐败。实施公务行为终身追诉制的公务行为终身追责制才能成为一把永远高悬在违法违纪公务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