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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处于瘠薄的黄土岗地，没有水田，小麦产量很低，稍微高产一些的红薯就是农民的“当家粮”。秋季挖起来的红薯藏进地窖，第二年春天继续食用。
母亲说，生下我时，没有奶水，她就把红薯煮熟或烧熟了，自己嚼一嚼后喂进我的嘴里。我是红薯养大的。
那时，家乡有句顺口溜：早晨“梆梆梆”（切红薯声），中午“靠山桩”（整红薯贴着大锅蒸），晚上换个样，还是红薯汤。
把红薯泥当奶水的时候，也许我被它的甘甜征服了。等自己端碗吃饭的时候，天天吃红薯，顿顿吃红薯，可就有些受不住了。
红薯富含淀粉，上一顿，下一顿，吃得胃里流酸水。我家乡得胃病的人特多，据说“都是红薯惹的祸”。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58年下半年，读初中的我和家乡父老一样连“惹祸”的红薯也吃不上了。
那年头是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社员们出工不出力，只图挣工分，不讲劳动效果。比如挖红薯，为了抢进度，不是用■头一窝窝挖，而是用牛拉犁，把红薯“犁”出来。结果，一半被犁起来，一半还在地下——“半年粮”也靠不住了。
第二年春天，什么粮食都吃光了。母亲们为了孩子不至于饿而毙命，什么办法都想过。开始，我吃母亲采来的野菜；接着，吃洋槐花、榆树钱、柳树叶；继而，吃野草“刺椒芽”；后来，还把榆树的老皮剥开，将嫩皮放进水里煮，喝那粘乎乎的汤液……
地上的吃完了，就找地下的。前面说过，上一年冬，社员们“犁”红薯时，地下遗留不少半截薯。春天一场雨，红薯地里冒出阵阵“酒糟”味——那是半截子红薯在土地里发酵所致。
于是，母亲们如获至宝，循着气味，蜂一般涌向红薯地，挖起地下腐烂的半截红薯，洗净，晒干，磨成粉，做成粑粑。
母亲从锅里夹起黑乎乎的粑耙，自己顾不得尝，就往儿子嘴里送。
啊，又苦又涩！不过还是狼吞下肚——总不能活活饿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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