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3月，从三都民族师范学校毕业的吴忠龠回到老家都匀，拿着自家的和向亲戚借来的3个房产证，向银行贷到了30万元资金，建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福星小学。可是资不抵债，就靠办幼儿园来支撑全校开支，8年来解决了2000多名留守儿童入学难题。从2009年起，都匀市教育局就减免了吴忠龠租用教学场地的费用。为了让更多的留守儿童重返校园，都匀市政府投入了500万元，用于建立农民工子弟学校，预计在今年8月底投入使用。届时，福星小学的420名学生将全部搬迁到新校舍，与公立学校的孩子一样，得到更好的教育，享受到更好的教学设施。（3月17日《黔中早报》）

　　这是一则最终惠及当地广大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佳话。一个普通民间人士，为了当地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惜自担风险以3个房产证为抵押，大胆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最终在政府帮扶之下让数千名留守儿童圆了就学的梦想。其潜在价值和社会示范意义无疑是极为巨大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佳话”和带给我们现实思考，更应成为今后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方面的“引子”。

　　完全依靠政府力量解决所有的适龄儿童入学问题，尤其是真正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公平配给，就必须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的介入。无论这种模式是不是基于部分爱心人士的自觉，也无论事实上的风险的存在，这种由民间人士主动担当的办学作法，无疑是应该提倡的，也是应大力发扬和弘扬的。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事事包办，让民间资本进入办学领域，可以迅速添补教育空白，诸如义务教育之内的教育理应由政府重点解决，而与市场联系更紧密的“技术型、实用型，和文体”以及职业化教育等方面教育还有极大的开拓空间。北京等地向打工子弟敞开的职业类学校，就是开掘民间力量的可行之举。

　　当然，在看到民间力量介入办学的未来前景之时，政府方面应着眼于长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一个宽松的环境，也应像上述都匀市教育局那样给予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投入与帮扶。教育的责任既是政府的，也是社会的。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中央财政预算按国内生产总值的4％安排教育经费支出，并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在具体到地方落实上，不仅要完成好“4%”目标，还应实现一个投入的均衡问题。政府有义务让民间力量在办学上“敢走路”，还要让人家“走的好、走得稳”。温家宝同志在诗作《仰望星空》里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多一些像吴忠龠这样的“仰望星空”的人，关系教育的未来，而政府对于这些“仰望者”的关注于支持，是让教育“脚踏实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