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昆剧团最近新排了一出戏《景阳钟变》，写的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覆亡的一段故事，敲响了明代的丧钟。

　　公元1644年4月25日，延续了300年的大明统治一朝灭亡。如果《景阳钟变》能梳理出明朝末年直至崇祯皇帝从祸国殃民导致亡国的历史轨迹，诚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是，在《景阳钟变》里，历史事实被颠覆了。崇祯皇帝被写成一个“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他不愿加重百姓的负担，他不肯多课杂税，结果造成国库空虚。对于李自成军队的步步进逼，崇祯的过错被说成主要是因为国丈周奎为首的奸臣宦官当道，军饷没有及时发送前线，结果导致大军失利。看来，编剧对崇祯皇帝充满了同情，对忠于他的大臣李国贞、太监王承恩充满了赞美。

　　但是，这样的描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崇祯皇帝是一个亡国之君。对崇祯皇帝有点同情是可以的，美化却大可不必。崇祯在戏里只能是一个批判的对象。这出戏虽然名曰“新编剧”，但讲述的依然是崇祯皇帝的一段败亡故事，这就不能回避历史真实。

　　其历史真实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民不聊生，不如揭竿起义。“迎闯王，不纳粮”，闯王势如破竹，崇祯再下《罪己诏》，最后只好走向景山自尽。崇祯的“苛刻寡恩”，连官方的《明史》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曾当机立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作为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他依旧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对百姓仍然是十分苛刻，导致民怨鼎沸，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的王权统治，传到崇祯皇帝手里崩溃，乃是历史的必然。但《景阳钟变》对这一点，缺乏中肯的剖析。

　　在戏中，李闯王多次被称为“逆贼”。这里把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这样的“新编”，不过是重复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竭尽污蔑之能事的老谱而已。其实，对李自成，连封建史家也没有对他一笔抹杀。官书的《明史》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赞扬李自成说：“他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我以为，郭沫若对李自成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站得住脚的。

　　这出戏是根据明清传奇本《铁冠图》改编的。《铁冠图》的作者因历史条件所限，站在崇祯皇帝这一边，将李自成起义军视为逆贼，这也难怪。可怪的是，今人编的《景阳钟变》，其历史观依然和传奇本《铁冠图》一脉相承。上海昆剧团声称这出戏是“老戏新演”，但在我看来，在主题上看不出有多少新意，有的是一股陈腐气息。如果这出戏要正式公演，必须要在主题上、历史观上作重大的修改。如果基调不变，导演、演员、舞美、作曲们再努力，戏的呈现形式再精美，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