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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普通工工资没有2000块钱，熟练工工资没有3000块钱，在广东根本招不到人。”13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亿达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秉记说。
据透露，在李秉记企业所在的广东省汕尾市，四年来，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从每人每月七八百块钱，涨到1500-2000块钱，再加上住房公积金，成本就更高了。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谈及劳动力成本问题。
以纺织业为例，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表示，纺织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全行业就业人口超过2000多万。随着人工成本的大幅上升，用工难、用工贵成为困扰企业的突出问题。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劳动经济学家蔡昉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就中长期而言，劳动力成本超过原材料成本，成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民企的首要隐忧是必然的。有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利润减少2-3个单位。
蔡昉解释称，中国16-59岁就业人群的数量已经出现减少，随着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停滞甚至下滑，而需求随着经济增长仍然旺盛，农民工拥有了相对更强的议价能力，去年光是农民工工资就增长了20%。
蔡昉为民企提出了三条出路：首先，应顺应劳动力供求关系涨工资；如果涨不起工资，就应该通过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如果还做不到，就应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
对于劳务成本上升的宏观影响，致公党中央在《实施实体经济强国战略，推进实体产业迈上新台阶》的提案中称：“人口红利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让我国实体经济背上沉重包袱。”
致公党中央提出，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等压力加大，劳动成本大幅提升，我国过去几年靠人口红利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劳动成本的上升传导至实体产业中，进而形成我国实体产业面临的更大负担。
李秉记说，随着劳务成本持续上升，一些民企甚至银行、小国企为了规避法律，就把很多正式工转为劳务派遣工，同工不同酬，甚至不提供三险一金。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等逾10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规范劳务派遣的议案》。
欧真志代表称，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成为部分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责任的途径。来自江西的全国人大代表陆永兰则表示，有的企业劳务派遣工比例高达本企业员工的70%-80%。
为缓解民企用工成本上升压力，民建中央在《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中建议，要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方面，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要实施全方位的政策引导，通过减税、减费、减负等方式提高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投资回报，做到既“晓之以理”，又“诱之以利”，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记者梁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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