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论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就两高工作报告发言时表示，建议建立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进一步强化法官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

　　此前一天，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披露，去年一年“各级法院因贪污、贿赂、徇私枉法受到刑事追究的77人，同比下降了30.6％。”表面上看，好像是查处的腐败法官数量少了。这背后，也可能与“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的制度性缺陷相关联。

　　张立勇院长对法官责任的强调，乃至对法官责任终身制的强调，虽是常识重述，却又有其现实的需要。这里的“现实”，就是大责化小，小责化了的怪现状。其中的问题，又并非一个“责任终身制”所能解决。

　　司法究责机制虚置或执行不力，与公众的生活体验和媒体观察相吻合。近年来，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案等冤案时有可见。但真正依法追究了法官法律责任的，少之又少。最典型的例证是在佘祥林冤案大白之后，警方的刑讯逼供恶行曝光。在舆论的聚焦下，专案组迅速成立，数位当年负责佘案的侦查人员被调查。但就在纠错专案组调查期间，当事者之一潘余均自杀身亡，并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冤”字。此后，佘案纠错偃旗息鼓，再无声息。

　　佘祥林案的究责告诉我们，如果究责不依法进行，就会沦为用一个错案来纠正另一个错案，用一个新的违法来纠正前一个旧的违法。司法纠错机制和司法究责机制的完善，看上去是在保障无辜蒙冤者的权利，实则也是在保障那些导致冤狱的司法官的合法权益。没有制度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冤狱苦主――警察和法官也不例外。

　　对于究责领域的种种问题，张立勇院长开出的药方是，“必须明确错案追究的对象和重点、明确错案责任追究的主体、明确责任追究程序，尤其要明确错案责任追究终身制。”事实上，“错案责任追究制”长期备受质疑，围绕“错案”、“责任”、“追究”这三个关键词内涵外延一直争议不休。在最高法院，这一制度已事实上被“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所替代。造成诸多分歧的根源在于，“错案”一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在习惯上，它仅仅是对一个案件判决结果所作的模糊的描述。同时，错案责任追究所追究的不可能是“错案”本身，只能是造成“错案”的行为。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更准确，也更科学。

　　司法究责难，并不在于没有制度，也不在于没有责任终身制的明确宣告。而在于，对所有违法行为的究责都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某一个法院的内部规程，进行内部查处，这仍然是人治。依舆论的强烈要求而枉顾法律，以法外程序快速切割以期维护手持更高权柄者，这仍然是恶行。在权责一致的原则下，潘余均们理当有责必罚，更应罚当其罪。以正当程序来纠正和警示违法司法，这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