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来自湖北的蔡某向媒体反映，称老家拆迁补偿不合理，他拒绝签订拆迁协议。湖北委派干部来深圳“逼迁”无果，半夜两次将他经营的报刊亭门锁堵死，导致他不能正常营业。警方证实，报刊亭门锁连续2天被堵死，有两名作案者参与其中，作案过程被监控视频拍下。（3月13日《南方都市报》）

　　“跨省”这个网络热词在“千里逼迁”的剧本里，又多了一层现实的含义。你不签拆迁协议、就让你做不成生意，此般逻辑，与放毒蛇、泼油漆的伎俩，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异？好在深圳的城市管理比较到位，视频监控真实记载了“深夜堵门”的始末，因此，即便是当事人矢口否认，也架不住证据确凿的压力，据说“两人已主动来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有趣的不是“逼迁”的手段，而是地方部门的总结陈词。湖北阳新县县委宣传部的定论是，“他们的心是好的，可是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一方立场，自有一方观点。正如古诗云，“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两名公职人员，以非法手段干涉公民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心”究竟“好”在哪里？如果说，此前诸多事件中所谓“黑衣人员”、“不法身份”还算有个遮掩，那么，公务员堂而皇之违法逼迁，究竟是哪里来的胆量？既然进了派出所“协助调查”，恐怕就很难说是个“方式问题”。地方部门如此轻描淡写于恶劣事实，究竟又是怎样的逻辑？

　　劝拆也好、逼迁也罢，衡量正义的尺度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起码的程序考量。如果是基于商业的拆迁，地方部门自然没必要如此急吼吼地横插一杠，只要提供一个公平对话的平台就好，讨价还价那是市场的事情；若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权力部门自然话语铿锵，犯不着“深夜”博弈，就算没有了行政强拆，也总有说服“个人服从集体”的能量。换言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拆迁，在《物权法》等高照公民私权的法治语境下，阳光下的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任何逼迫、威胁等手段都当被严厉究责。

　　同样是“逼迁”：上周三，香港马屎埔村寮屋屋主邓可兴婆婆，尽管面对大地产商恒基地产的逼迁在法律上几无胜算，却在多名市民、议员的帮助下，成功向法庭申请了暂缓执行令，甚至不少村民也呼吁“希望地产商能够尊重市民的城市权利及政府的规划程序”。法理之外，还有更高层面的情理――对于拆迁来说，首先考验的是城市的法治环境，其次是社会各阶层、各序列在利益配置中的关系。

　　“千里逼迁”尽管罕见，但“逼迁”上的行为艺术却依然妖异。2012年1月21日，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施行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多来，新法调整了拆迁关系，但也未能彻底终止强拆闹剧。还是那句话，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权力不能被关在秩序的笼子里，法令再美，也终究要面对打不完的“补丁”、操不完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