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倩

　　今年的两会，热点词有很多，比如涨工资，比如三公消费，让老百姓尤为振奋的是政府正式将“收入差距扩大”列入了重大关切的范畴。

　　咱们老百姓对收入很敏感，一方面，收入水平关系到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在社会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收入也成为相对权威性最高的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相比过去，人们的收入水平可以说是普遍提高了，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自由度不断提升、经济手段的愈加多样、视野角度的不断宽泛，人们也不免在横向比较中感到了一些“焦虑”。反映到现实中，既有长期以来对房价、物价的激烈探讨，也有近期媒体所报道的月入过万但仍然感觉不够用的不安全感。

　　有钱了，却感觉不够花，或者是花得有点忐忑不安，用著名媒体人崔永元的话来说，就是幸福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能引来社会思潮的探讨，不少人把眼光投向了体制因素带来的局限上，比如虽然收入总量得到了提高，但是工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占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收入红利带来的精神效应没有相应增长；还有人建议，应当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并列举了西方高福利国家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建设性的意见。应该说，这些理念足以反映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可喜变化，以及公民自觉参与社会管理意识的觉醒。

　　幸福感和焦虑感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和直观情绪，在社会学的观点中，意识形态的生发，往往是先于任何真实的批评而存在并且优先于这种批评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探讨某一具体社会问题，那么首先被意识到的乃是一种尚未被明确清楚的情绪反应，尤其对于关乎每一个人的民生问题来说，一种普遍蔓延的集体情绪不应该被掩盖和被忽视。在某些人看来，集体情绪似乎是有害的，但事实上，集体情绪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仍然主张共同的价值观，比如我们具有关于什么是正义与公平，什么是可耻与荒诞的互相认同。其实，令我们感到焦虑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即多少人收入高，多少人收入低，该怎样收入高、为什么收入低的问题。

　　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以相对公平分配“蛋糕”为基础的，幸福感和焦虑感的一线之差，就在于这一刀切下去的微妙差距。如何保证握刀的手能尽可能稳当妥贴，既需要政府具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剔除一些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的因素，也需要公民有一种集体情绪的相互对照，因为这种情绪可能就是我们社会尚未意识到的真正问题的预兆性表现。如果我们能够直面这种情绪，而不是将之视为颠覆和不满的洪水猛兽，那么，应该说，这样的情绪是能够极好地发挥社会文化再生产功能，推进社会良性运行的。

　　思潮的背后往往是强烈的社会张力，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人积极踊跃地想要去焕发制度的力量和智慧，会有这么多人秉承着共同的社会发展理念去推进历史车轮的前进不息。志同者方能道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中，我们期待着，我们最需要的勇气和决心能够真正走向振聋发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