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书华

　　上周正值“两会”会期，文艺界代表所言所感颇值一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所说的“国家文化形象”话题即如此。冯骥才认为：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非常必要，但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这种“形象”“精神”是需要用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来体现的，是需要用文化产业来具体支持的。冯骥才所说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并不十分重要，但这一话题的提出，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说到“时代经典”，上周有两部作品颇值一提，当然，它们是否能够成为“时代经典”是另一回事，但在体现时代风貌上，它们与“时代经典”是一致的。这两部作品，一部是雪静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墨》。小说以二战为背景，以寻找名画《秀春图》为线索，勾连起古今中外各色人物，呈现民族历史的情与仇，并将历史与当下相联系，由一幅画透视一座城的历史与现实。另一部是张小波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检察大员》。这部作品被著名学者朱大可称为“西方哥特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奇异混合”：一位神秘莫测的检察大员因为某种不知的原因前往监狱视察，接着发生了种种诡异的事情，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至的监狱长、长年失业的刽子手及心机深重的女秘书命运交织又相互倒映。书中充满卡夫卡式的气质，忧郁的冷淡氛围，出人意料的结局，看上去像一个荒诞的寓言体骨架，据作者宣称：小说中对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进行了一番冥想。作者张小波１９８６年曾获北大艺术节诗歌大奖。日本著名汉学家近藤直子在翻译其小说后则发出“你是中国文学给世界的惊喜”的感叹。

　　文学期刊在打造“时代经典”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记者于近期采访了当下十分活跃的十余家文学期刊的主编。“表演变脸”和“改弦更张”几乎可以说是上世纪末文学期刊改版潮的关键词：改刊名，走大文学、泛文化路线，专攻纪实文学，转向时尚通俗，主打青春文艺等等，但是成效却不让人乐观。十余年的喧哗与骚动，最后坚持下来的还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钟山》这样的老牌期刊，这既得益于政府资金的支持，更是由于它们没有忽略对文学性和纯粹性的坚持。这些期刊的成功实践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大概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