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高院院长应勇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加紧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以违法行为矫治替代劳动教养，适当缩短强制教养的最长时限。（3月12日《京华时报》）

　　自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在我国运行50余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发展，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日渐暴露。特别在《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劳动教养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

　　另外，在审批程序上，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审批和复查的状况，也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要求的“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对公民自由的剥夺，必须“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相去甚远，成为我国批准该公约的一大障碍。

　　在实践效果上，由于劳动教养长期以来性质不明、适用对象模糊，审批程序缺乏监督和制约，导致了适用上的随意性、混乱性，从而成为一些部门滥用权力的“温室”。在制裁程度上，由于其能够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其严厉性已与其性质严重脱节，成为“二劳改”。在个别地方，劳动教养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践踏法治和人权。

　　鉴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已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制定相关立法，以违法行为矫治来替代劳动教养，已是各界共识。自2005年3月起，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违法行为矫治法》先后被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列入立法计划。但遗憾的是，该法律草案迄今尚未成型。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部门迫于维稳压力，习惯性地将劳教作为处理问题的工具，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虽然争议仍在，但对于以违法行为矫治替代劳动教养，将其改造纳入法治化轨道，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例如，将其适用对象限于危害社会治安而又屡教不改，或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由人民法院依司法程序进行审查决定，将其期限缩短为最长不超过一年半，执行方式上实行开放或半开放，增加被矫治人的救济程序等等。

　　一部立法，纳入两届人大立法计划，历经七年未成，其间的部门博弈之艰、利益权衡之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终究须认识到，不能把治安和维稳建立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法侵犯之上，厉行法治、保障人权，才是社会和谐之道。期望立法机关能够摆脱犹豫和徘徊，加快立法步伐，推进劳动教养改革。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