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本报今日5版报道)

　　“官满为患”真是百姓的一种痛楚,而且,没有最满,只有更满——这几年,被人们无意中发现的“官满为患”,令人无奈又纠结——辽宁铁岭市有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政府有11个副市长,秘书长下面有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这样的事例,实在是举不胜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可见一斑。

　　问题是,那么多的官员,他们是养活不了自己的,都是老百姓在供养,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官满为患”,百姓怎么还能养得起呢？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中国历代民与官比例:西汉,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当年,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即40∶1——10多年后的今天,谁能告诉我们,是多少百姓在养一个当官的？

　　“官满为患”、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耗的国家财政挤占了很多民生支出,使百姓的负担不减反增,政府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三公经费的连年增长,都在吞噬着百姓的幸福感。拿2006年我国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而因为“官满为患”而造成的在管理社会事务上的扯皮塞责、效率低下等“九龙治水”弊端,更极大地损害了百姓的切身利益、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官满为患”真的是一种民生之痛。

　　先不必说建议制定《编制法》,事实上,对于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我们不是没有相关的制度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自2007年5月1日起就已实施,但恰恰是这几年,“官满为患”的新闻,却时不时冲击着我们脆弱的神经。机构设编,领导定岗,我们难道缺少必要的机构编制制度吗？说到底,还是贯彻力、执行力的问题。

　　《人民日报》曾评论指出,“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改革破除“官满为患”,不正恰恰是如此吗？没有对“养不起这么多官”的危机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这块“硬骨头”,就可能久议不决、行而难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