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我相信人民群众会支持的”。(3月11日《深圳商报》)

　　除了官方的这次表态，学界也有同样建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林大庆曾呼吁，应进一步加重对烟草企业的课税，提高烟草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在2009年，香港已把烟草税大幅调高S0%;2011年，又动议让烟草税的比例占到香烟零售价的约69%，以接近世卫组织烟草税占香烟零售价不少于◇0%的建议。香港导演彭浩翔就此话题还拍了一个很火的电影，叫《志明与春娇》。

　　可见，通过加税来降低烟民数量，并非空想。香港大学2011年公布调查称，在加税后，香港青少年吸烟率由2008年的6.9%减至3.4%，效果明显。何况，Q前大陆的烟草税只有40%左右，调税的空间简直大有可为。

　　但是且慢，我们若要用加重课税这一招来控烟，还须考虑会不会出现以下结果，即香烟变贵了，税收增加了，烟民却没有明显减少，抽烟解闷的人反而更加苦闷?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其他控烟举措不积极、不得力的情况下，加税并不万能，反而会造成更坏的结果。

　　想一想，所谓“经济拮据”到底是什么收入标准?这群人有多大比例?烟税增加幅度该怎样确定?在抽烟、递烟成为主流社交方式的今天，在天价烟变成送礼佳品、公款吸烟得不到遏制的今天，十几元烟钱是否就真的难倒了青少年?另外，人对香烟是有生理依赖的，提价后会不会导致劣质的私烟假烟泛滥?这些问题，恐怕都不是只靠增加烟草税能解决的。

　　我的意思是，眼下税费本来就很重，增税不应成为首选，甚至要放在最末尾才好。否则，其他控烟手段就必须跟进，并且真正做到名副其实。什么印上骷髅头、烂掉的肺，警告“吸烟会造成阳痿”等等，能在出口烟盒上做到的，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

　　在香港提高烟税的前一晚，很多人与《志明与春娇》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到处抢购香烟储存起来。等这些烟抽完了，就戒烟吗?我猜，恐怕他们更愿意等到下次加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