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迅雷

　　3月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有一张奇特的“死刑”保证书，从河南平顶山中院的卷宗里流出。这“保证书”牵涉到一桩11年前的杀人“悬案”：杜玉花的女儿被杀害，嫌疑人是村民李怀亮，但这个案子三次审判，三次撤销，杜玉花为此屡屡上访。为了息访，为了维稳，在幕后的博弈过程中，杜玉花手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而前提条件是法院要判凶手无期，最好判处死刑。

　　这一奇特的“保证书”能进入法院的卷宗，看似奇怪，实则不奇怪。这个新闻让我立刻想起平顶山中院操办的另一起著名的案件――“天价逃费案”，说的是农民时建锋在自己的大货车上安装假军牌，免费跑高速两千多次，合计逃费368万元人民币。平顶山中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一切财物。此案被质疑“法院量刑过重”，一时舆论哗然。最后该案被“纠偏”，负责本案的平顶山中院主管副院长、庭长、主审法官等4人被问责。机械办案、草率判案肯定会损害司法公信力。

　　一些法院弄出的司法“笑话”，往往让人笑不出来。它会让人产生幻觉――这法官是“法”呢还是“官”呢？辩诉交易本来是可以有的，但弄成暗箱操作的“秘密交易”，那就不是司法的做法了。受害者一方和法院一方，如果在法律之外为第三种目的而达成“保证”或“承诺”，那是违背程序正义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之母”，这已成为全世界司法界的共识。脱胎于800年前英国《大宪章》的程序正义原则，是历经英美、欧陆等大量法治国家司法实践不断完善的成果，是法治文明的宝贵财富。

　　在这起“死刑保证书”案件中，法院方说那只是被害者家属的单方诉求，并非签订的协议；而写保证书的杜玉花则说，法官曾答应把案件提高审级，但不能再上访。由于案件属于“疑案难消”，当事双方家属一直上访，这确实给地方政府带来维稳压力。“保证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背后交织的，就是司法与信访、法院与政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这个“保证书”事件中不难看到，司法是如何“服务”于信访政绩的。本来应该是法律最大、独立办案，可在现实中却演变成权力最大、统辖一切，司法要为权力“保驾护航”，这就背离了法治精神，其结果，就是“有法律没法治”。

　　法院跟信访纠结在一起，背后涉及一个“司法地方化”问题。日益紧固的司法地方化，势必会危害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因为受到地方利益的牵制，地方法院往往很难作出公平裁决。这就是法治异化现象之一种。

　　造成司法地方化，是因为长期以来，法院、检察院等司法系统在人事、财政上严重依赖于地方，从而使司法高度“地方化”。遏制司法地方化，就需要从革新机制、剥离地方财权、实行省级统筹入手。

　　公正的法治保护每一个人。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权力如果可以任意“管治”司法，那么一个公民进入法院，走上法庭，往往会“提壶忘水”，手足无措，失去基本的人身安全感，失去对法治的信心和信任。这是我们要努力避免的。